作者：楊光斌（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澄海全球發展與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長、教授）

　　中國政治學雖然還沒有像新能源汽車那樣領跑世界，但已經到了建構自主性知識體系的階段

　　中國的不少產業經歷了從跟跑、追趕到領跑的幾個階段，中國政治學雖然還沒有像新能源汽車那樣領跑世界，但已經到了建構自主性知識體系的階段。自誕生起，一百二十多年來，作為學科的中國政治學在方法論譜系上，先后研習歐洲的舊制度主義政治學、蘇聯的階級分析政治學和美國的理性選擇主義政治學；構建這些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主體分別來自歐洲、蘇聯和美國，作為主體的中國到哪里去了？難道“中國”就應該缺位嗎？或者說中國人只能永遠做“學生”嗎？中國政治學的現狀顯然與中國的全球地位嚴重不匹配，其發展水平嚴重滯后于中國的實業界。為此，筆者作為中國政治學界的一員，不能不感到汗顏。

　　中外政治思想的起點其實都是一樣的，軸心文明時期的古希臘和先秦的先賢們都致力于“共同體的善”或“天下大同”。但是，歷史屬性的差異性讓共同的起點開始分叉，最終南轅北轍。社會史的“多統”政治，演繹的是競爭性、對抗性乃至作為政治形式的戰爭等制度變遷方式，共同體形態經歷了古希臘城邦國家、地方自治的羅馬帝國、看上去“大一統”但實則充滿血腥對立的神權政體，以及中世紀后期的封建制政體和民族國家，千年的歷史巨變又孕育出對抗性的代議制。在多變的歐洲，旨在追求“共同體的善”的政治學不得不演變為制度變遷學說，“求變”是其一以貫之的特征。代議制是其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論的支點，也是其終點即“歷史終結論”——全世界都要過上美國人的政治生活，但不容許趕上美國人的經濟生活水平。

　　有意思的是，美國因為中國人想過上好日子就翻臉了。其實，中國人之所以能過上好日子，是因為秉承了兩千多年的政治史（國家史）傳統——作為中國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論支點的大一統。為了這個大一統，歷代政治不得不追求“致治”以達“民心”。因此，不同于“求變”的西方政治學，中國政治學應該是“求治”的。然而，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國政治學跟跑的是“求變”的政治學。

　　中華文明基因共同體的遺產讓中國人保有超常的政治自主性和政治定力

　　幸運的是，中華文明基因共同體的遺產讓中國人保有超常的政治自主性和政治定力，一直奔走在“求治”的路上，“求治”的巨大效能使得世界秩序變革并政治重組。對此，中國政治學不能無動于衷，中國政治學必須“再出發”。華東師范大學王向民教授說“出發的起點”是“中國政治學的內在轉向”，也就是我說的“以中國為方法的政治學”，這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第二個結合”在政治學領域的反映，即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與中國優秀傳統政治文明的結合，是建設以中國為主體的政治學知識體系的重要路徑。從文明史的角度看，以政治文明為核心的中華文明歷來都是開放的，從東漢末年開始的儒釋道合流再到清晚期的洋務運動、民國時期的“留學生政府”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先后學習的蘇聯模式和西方技術管理經驗，都說明中華文明的開放性、包容性乃至普遍性。因此，那種認為建構自主知識體系就是另搞一套、“脫鉤”的看法，完全是杞人憂天。

　　“再出發”的中國政治學首先必須有自己的方法論。政治學是關于世界觀或歷史觀的學問，但世界觀的落地需要相應的研究方法，每個流派的學說都有自己的方法論。歷史政治學無疑是建構自主性政治學知識體系的重要方法，其追問的是重大現實理論問題的歷史淵源與時間性因果機制，其關鍵性分析概念是歷史本體論、歷史連續性和時間空間化。歷史政治學是一套生產知識的原理，認為不同屬性的歷史演繹出不同的制度變遷方式，不同的制度變遷方式產生了不同性質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