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文科(中共杭州市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部副主任[主持工作]、全面從嚴治黨[清廉杭州]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副教授)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強調“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2025年“中央一號文件”要求“著力健全鄉村治理體系”。黨中央的系列戰略部署，揭示了廉潔文化與治理體系在鄉村振興中的辯證統一關系：廉潔文化建設通過價值引領夯實治理根基，治理體系通過制度創新規范權力運行，二者共同構成鄉村治理現代化的“文化鑄魂”與“制度塑形”的治理范式。二者協同發力，推動治理重心從“問題糾治”轉向“生態涵養”，以實現“善治”與“善俗”的良性互動。

　　廉潔文化護航鄉村全面振興：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辯證統一

　　鄉村振興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的全面振興，需要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協同共進。廉潔文化作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是鄉村治理的價值內核，也是推動治理效能提升的實踐工具。

　　從價值理性維度看，廉潔文化所內蘊的“崇廉尚潔”價值范式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耕讀傳家”“勤儉持家”等倫理體系具有深層的價值同源性。這種基于道德理性建構的價值共識機制，通過文化基因的賡續與倫理規范的代際傳承，不僅為鄉村共同體意識形塑提供規范性基礎，還通過集體良知的價值調適功能，消解現代化進程中利益格局重構引發的社會信任機制結構性危機。

　　從工具理性維度看，廉潔文化通過制度化嵌入村規民約、黨員教育等組織化載體，在基層治理場域中建構起非正式規范與正式制度結構的耦合效應。這種治理技術的理性化設計，既依托儀式化實踐的文化濡化機制重構集體認同，又借助科層化監督網絡實施權力規約，在治理現代化轉型中形塑出價值理性化的鄉村治理生態，為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提供兼具制度效能與道德合法性的雙重保障。

　　這種雙重理性的統一，體現在鄉村振興的多維實踐中。在經濟領域，廉潔文化通過規范農村重點工程項目和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管理等環節，防范權力尋租，保障資源配置的公平性；在政治領域，廉潔文化通過深入推進抓黨建促鄉村振興，堅持以黨建引領基層治理，提高基層黨組織領導能力，夯實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在文化領域，廉潔文化通過移風易俗、家風建設，培育文明鄉風，為鄉村振興注入精神動力。

　　廉潔文化激活鄉村發展動能：資源配置與治理效能的雙向提升

　　廉潔文化作為制度變遷的催化劑，通過重構鄉村社會的合法性認知圖式，在“差序格局”的關系網絡中植入程序理性的價值錨點。這種文化治理機制驅動資源配置邏輯從基于人情網絡的“特殊主義互惠”轉向遵循制度規范的“普遍主義分配”。這種轉變不僅提升了資源使用效率，更通過透明化、法治化的治理過程，增強了市場主體的信心，吸引社會資本實施農村產業融合發展項目，培育新產業新業態，參與鄉村建設。

　　治理效能的提升則體現在決策機制的優化上。廉潔文化倡導的民主監督、科學決策理念，推動鄉村治理從“精英主導”向“多元共治” 轉型。例如，廉潔文化通過完善基層監督體系，重點強化村級黨組織主要負責人履職行為的規范約束；優化村級事務透明度與集體決策程序，拓展村民參與公共事務協商的多元化途徑；著力推進涉農領域作風整頓與職務違法問題專項治理工作，使村民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得到有效保障，決策失誤率顯著降低。這種治理效能的提升，反過來又為廉潔文化建設提供了實踐支撐，形成“文化促效能、效能強文化”的良性循環。

　　廉潔文化重塑鄉村治理秩序：制度剛性與文化柔性的協同治理

　　鄉村治理現代化的目標之一就是實現治理秩序的規范化、制度化。廉潔文化作為治理系統的價值操作系統，其作用在于通過文化認同強化制度執行的內在動力，使其從外部約束升華為內生自覺。這種“制度——文化”共生機制在鄉村振興中體現為雙重建構：一方面，廉潔文化通過培育規則意識、契約精神，增強村民對制度的認同感和遵守自覺性，減少制度執行中的“象征性服從”現象；另一方面，借助“制度文化化”策略，在治理架構中植入“廉潔基因”，將道德承諾轉化為可操作的“行為清單”，使抽象價值通過“道德律令→制度約束→行為準則”的傳導鏈具象化為日常治理實踐。這種制度與文化協同治理的“雙重正當性”，通過降低交易成本、強化可信承諾，在鄉村治理現代化中形成制度權威與文化認同的良性互構循環。

　　這種協同治理邏輯，在基層權力監督中表現得尤為明顯。2025年“中央一號文件”要求“持續深化整治鄉村振興領域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扎實開展對村巡察，細化完善新時代農村基層干部廉潔履行職責規范”，其深層邏輯在于通過監督下沉重塑鄉村治理秩序。廉潔文化對鄉村權力監督的促進作用體現為三重價值轉化機制：首先，文化認知重塑如通過“村史道德敘事”等文化符號的儀式化展演，將抽象廉潔價值具象為村民的集體記憶與道德評判標準，形成對權力異化的文化免疫系統。其次，非正式約束建構如借助“道德紅黑榜”等治理劇場，將熟人社會的關系網絡轉化為動態監督網絡，使道德壓力轉化為實質性的權力制衡力量。最后，廉潔實踐通過積累社會信任所形成的聲譽資本如“清廉村莊”品牌建設，能夠有效降低監督中的信息不對稱與交易成本，推動村民從被動監管對象向主動監督主體的角色轉變。

　　當廉潔文化深度嵌入鄉村治理肌理時，其與制度約束形成的“價值-規則”共振效應，既通過文化認同軟化制度剛性執行阻力，又借助制度權威強化文化約束效力，建構起可持續的基層善治生態。

　　廉潔價值滋養鄉風文明沃土：傳統基因與現代文明的創造性轉化

　　鄉風文明是鄉村振興的精神旗幟。鄉風文明建設絕非簡單的道德說教，而是通過價值重構喚醒鄉村社會的精神自覺，而廉潔價值的融入為鄉風文明注入了新的時代內涵。一方面，在物質豐裕的當下，部分鄉村出現的功利主義傾向、公共精神弱化等現象，折射出價值坐標的偏移。而廉潔文化通過重構“義利之辨”，在個體欲望與集體利益、短期收益與長遠發展之間建立平衡。另一方面，傳統鄉村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廉潔資源，如家訓族規中的“戒貪”“尚儉”思想，民間故事中的清官廉吏形象，這些文化基因經過創造性轉化，能夠成為培育新時代鄉風文明的重要素材。又如，將傳統“耕讀傳家”理念與現代廉潔教育相結合，既傳承了文化根脈，又賦予其反腐倡廉的時代意義。

　　廉潔文化建設的系統性重構：治理生態與發展模式的深層變革

　　面對鄉村振興的復雜訴求，新時代鄉村廉潔文化建設需突破單向度治理窠臼，構建“價值引領—制度保障—實踐創新”的協同體系。在價值層面，需提煉農耕文明中的廉潔基因，將其轉化為契合現代語境的話語體系，例如將“克己奉公”升華為公共責任意識；在制度層面，既要建立權力清單、監督問責等剛性約束，也要設計廉潔積分、信用激勵等柔性機制，形成“底線約束+正向引導”的雙重驅動；在實踐層面，須打破“政府主導—被動接受”的單向傳播，通過“院落黨課”“田間議事”等參與式場景，激發群眾的主體創造力。更重要的是，廉潔文化建設還必須與基層黨組織建設深度融合，加強農村黨員、干部教育培訓，使黨員干部既成為制度的執行者，更成為價值的傳播者，在“言傳”與“身教”的統一中重塑治理生態。

　　廉潔文化建設促進這種系統性重構的最終目標，不僅要解決當前存在的腐敗問題，更要通過價值引領和制度創新的雙重路徑，推動鄉村發展范式從“資源依賴型”向“創新驅動型”、從“外延擴張”向“內涵提升”的轉型升級。如，通過優化營商環境中的制度供給、政務服務和法治保障體系，能夠有效吸引人才、技術、資本等要素向鄉村集聚，形成可持續的內生發展動能，為鄉村振興提供體制機制支撐。

　　廉潔文化是鄉村治理現代化的精神根基，既是破解基層治理難題的關鍵密鑰，更是激活鄉村振興內生動能的核心引擎。當其滲透于土地流轉的契約精神、固化為集體決策的透明程序、內化為村民生活的道德準則時，便轉化為推動鄉村發展的深層動能。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完善“一肩挑”村干部監督機制研究》（項目號24BDJ099）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