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亮（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信息中心副主任、高級工程師）

　　在全球化與科技革命雙重驅動下，我國教育發展戰略重心實現了從規模擴張向質量提升的歷史性轉向。《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以下簡稱《教育強國綱要》）作為新時代教育改革綱領性文件，首次以系統規劃教育強國建設為主題，構建服務中國式現代化的教育體系，標志著教育發展進入質量躍升與結構優化的戰略攻堅階段。《教育強國綱要》明確提出“實施國家教育數字化戰略”“促進人工智能助力教育變革”等重大舉措，不僅規劃了智能技術賦能教育的實施路徑，更昭示著教育現代化進入以深度智能化為特征的新階段。

　　理解該綱要的數字化戰略定位，需將其置于教育政策演進脈絡中審視。2010年發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以下簡稱《教育中長期綱要》）作為21世紀首個中長期教育規劃綱要，與2019年印發的首個以教育現代化為主題的中長期戰略規劃《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形成政策接力。二者與《教育強國綱要》在目標維度形成價值共振、在時間維度實現周期銜接、在實施維度構建迭代機制，既保持教育改革連續性，又通過數字化戰略構建政策協同體系，共同勾勒出教育現代化中數字化發展圖景。

　　戰略演進：教育現代化進程中的數字能級重構

　　伴隨信息技術持續迭代更新和教育改革發展深入推進，我國教育數字化戰略歷經三階段范式演進。在基礎設施奠基階段，《教育中長期綱要》以“信息技術對教育發展具有革命性影響”的論斷，推動教育信息化從技術實踐躍升為國家戰略，著力破解網絡、終端、資源等硬件“有沒有”的難題，進而完成教育數字化的基礎設施構建。

　　進入能力體系提升階段，《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將教育數字化深度融入國家現代化進程，提出“加快信息化時代教育變革”。該階段聚焦平臺建設、培養模式創新、治理方式轉型等能力維度“夠不夠”的命題，核心在于將數字化重構為教育現代化的內生變量，推動信息技術與教育生態的深度融合。

　　至生態效能重構階段，《教育強國綱要》以“數字基座+智能中樞+制度創新”三維架構為核心，“實施國家教育數字化戰略”和“促進人工智能助力教育變革”，著力破解基礎能力體系化、教育應用生態化等效能層面“強不強”的深層次矛盾，構建教育生態協同推進機制。

　　三份綱領性文件構成漸進式制度變遷序列：《教育中長期綱要》完成基礎設施普及，《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實現能力體系構建，《教育強國綱要》推動生態效能躍升。這種戰略接續映射出國家治理能力在教育數字化領域的具象化演進，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數字化發展路徑。

　　技術賦能：教育數字化的多維融合路徑

　　5G、大數據、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出現推動教育基礎環境向智能化方向邁進，為技術全面賦能教育奠定基礎。

　　新技術賦能新型基礎設施迭代升級。從《教育中長期綱要》破解城鄉數字化“最后一公里”覆蓋難題，到《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構建一體化智能平臺解決資源聯通問題，直至《教育強國綱要》通過建設教育大模型和云端學校，實現基礎設施從輔助工具向智能基座的質變。三份文件均以校園為載體推動技術嵌入，形成基于硬基建（網絡終端）、軟基建（系統數據）、智基建（AI算力）融合模式的新型基礎設施體系。

　　教學方式變革呈現螺旋式深化特征。《教育中長期綱要》側重培養師生基礎技術應用能力，在傳統框架內融入信息技術元素；《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突破“不可能三角”約束（即個性化、高質量和大規模不可能同時實現），推動教學組織、評價方式等系統性改革；《教育強國綱要》則從數字素養標準、課程體系重構等維度，釋放數字化對教育生態的乘數效應。

　　評價體系演進拓展技術賦能深度。《教育中長期綱要》強調網絡終端普及、課程資源開發、教學管理數據積累，到《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提出“推進管理精準化和決策科學化”，隱含數據輔助決策理念和實踐，而《教育強國綱要》提出“建立基于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支持的教育評價和科學決策制度”“推進信息技術賦能考試評價改革”，構建起評價決策新方法。這種從“片段式、散點式、小樣本”向“全周期、連續性、全樣本”的轉變，標志著教育評價突破傳統智育優先框架，形成五育并舉的新型范式。

　　治理升級：數字時代的價值理性復歸

　　在教育數字化治理范疇中，既包含通過數字工具提升管理效能，努力破解傳統教育體系中的治理難題，也包括聚焦技術融合衍生的數據安全、倫理風險等新問題，構建適應數字時代的教育治理框架。

　　治理體系構建呈現階梯式演進特征。《教育中長期綱要》提出“搭建國家教育管理公共服務平臺”，與“建立開放靈活的教育資源公共服務平臺”共同構成了國家教育信息系統“兩平臺”的雛形。《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推進教學、管理、服務平臺一體化規劃整合，推動治理模式由經驗決策向數據驅動轉變、教育管理由單向管理向協同治理轉變、教育服務由被動響應向主動服務轉變。《教育強國綱要》建立數字資源共建共享機制與新型監管制度，在知識產權保護、服務監管等領域形成制度閉環，為推動教育數字化可持續發展提供保障。

　　治理能力升級凸顯風險防范轉向。《教育強國綱要》首次將網絡安全、算法倫理納入戰略框架。比如，面對數據采集泛化、未成年人隱私泄露等風險，需明確教育數據的權屬邊界與管理規范；針對認知外包、學術失信等技術異化現象，需構建兼顧創新包容與倫理約束的治理范式。

　　全球治理：教育公共產品的中國供給

　　從《教育中長期綱要》引進國際數字化教學資源到《教育強國綱要》輸出教育公共產品，表明我國正以“跟跑—并跑—領跑”的遞進姿態優化全球治理格局。

　　這一進程包含雙重突破：一是主體地位實現歷史性跨越。早期通過引進優質資源填補發展缺口的單向輸入模式，已轉變為《教育強國綱要》中提出的“大會、聯盟、指數、期刊”四大公共產品的協同性輸出。這種從規則接受者到平臺構建者的角色轉變，標志著中國在全球教育數字化治理中正在從參與融入向創新引領轉型。

　　二是參與全球話語體系構建。“世界數字教育大會”使我國可以深度介入人工智能、教育倫理、優質數字資源共建共享等前沿領域規則制定。“全球數字教育發展指數”可以構建涵蓋數字素養、制度創新等維度的新型度量體系，為全球教育數字化治理提供一種宏觀性、兼容性、引導性、差異化的價值度量工具。“世界數字教育聯盟”與現有機構機制形成協同合力，促進全球優質教育技術和資源的高效匯聚和均衡配置。“數字教育權威期刊”能夠搭建跨語言、跨文化知識生產平臺，培育具有全球視野、互利互鑒的新型學術共同體。“優質慕課走出去”則可以推動數字資源跨國流動，實現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數字化資源交流融合。五大載體形成制度協同網絡，既鞏固發展中國家教育話語權，又有利于推動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教育治理新生態。

　　在邁向教育現代化的進程中，《教育強國綱要》錨定智能技術賦能教育的戰略愿景、內在邏輯和發展路徑，通過釋放數字動能推進教育體系全面優化升級，為推動教育強國建設、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推進全球教育數字化治理貢獻中國智慧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