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孫祿（外交學院）

　　習近平文化思想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文化篇，深刻闡明了“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的重大意義，為新時代涉外院校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提供了科學指引。涉外院校需立足“兩個大局”交織的時代語境，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國際人才培養體系，培育既能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又能促進文明交流互鑒的新時代國際人才。

　　面對全球治理體系深刻變革與數字文明蓬勃發展的雙重變奏，涉外院校肩負著培養新型全球勝任力人才的歷史使命。這類人才至少應具備三維核心素養：戰略思維上貫通民族復興與世界發展，既能深刻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又具有應對全球性挑戰的治理智慧；能力結構上實現科技創新與文化傳播雙輪驅動，既掌握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前沿技術，又善用跨文化敘事講好當代中國故事；價值取向上平衡文化自信與文明互鑒，既堅守中華文化主體性，又具備多元文明對話能力。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代代相傳的精神內核，是構建中國話語體系的源頭活水。從“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到“和而不同”的價值取向，從“天下為公”的治國方略到“知行合一”的實踐哲學等等，這些文化基因不僅是解讀中國道路的精神密碼，更蘊含著為人類文明進步提供智慧的思想力量。

　　然而，當前我國文化轉譯能力尚未達到與文化底蘊相匹配的闡釋張力，在跨文化傳播場域中，對于精準傳遞中國發展理念和價值觀念仍存在一定差距。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全球敘事為例，若能在闡釋過程中有機融入中華文明崇尚和平的精神基因，如“協和萬邦”等我國古代外交智慧，將顯著增強理念闡釋的文化說服力；在“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解讀層面，目前更聚焦于經濟維度的解析，可以充分激活古絲綢之路承載的跨文化文明對話記憶，更加強化中華文明自古秉持開放包容特性的實證支持；而關于“小康”概念的詮釋仍較多囿于物質生活層面，若能結合“民為邦本”這一貫穿我國古今的治國哲學，在話語解釋力上必將綻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光芒。諸如此類關鍵性文化要素的轉譯缺失，不僅制約中國故事的完整敘事，也導致國際社會對中國道路的認知常出現結構性偏差。

　　尤其在數字文明時代，文化轉譯已超越語言表層轉換，更需要構建貫通政治話語、商業邏輯與技術倫理的立體轉譯體系。以現象級游戲《黑神話：悟空》風靡全球為例，其通過技術載體創新演繹“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的東方哲學內核，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轉化為數字時代的世界通用語言。這種深層次轉譯機制要求復合型人才既需駕馭大數據建模、虛擬現實引擎等數字敘事技術，更要具備文明基因解碼與跨文化價值重構的雙重學術視野。

　　而當前人才培養機制在跨學科思維訓練和數字敘事能力培育方面仍顯滯后。新時代涉外院校要系統構建“三維一體”的文化育人機制：在課程體系維度，打造貫通“中國哲學智慧”“中華美學精神”“全球治理倫理”的傳統文化課程群，促進知識傳授與價值引領的深度融通；在實踐養成維度，運用數字技術構建沉浸式文化體驗場景，通過虛擬仿真實驗室還原歷史現場，使文化認知升華為文化自信；在學術創新維度，設立交叉學科，培養既能解碼“何以中國”、又能闡釋“中國何以”的復合型人才。

　　文明交流互鑒新格局呼喚人才培養模式革新。中國在全球治理領域的人才還很稀缺。麥肯錫全球研究院2023年報告顯示，中國在國際組織高級職員中的占比僅為4.2%，遠低于美國（21.6%）和歐盟國家（37.4%），這種結構性失衡直接削弱了國際規則制定中的中國話語權，如在2023年達沃斯論壇數據中，中國智庫參與全球治理議題設置的貢獻度僅為12%，在氣候談判、數字貿易規則等領域常陷“失語”困境。涉外院校亟需將國際法前沿、數字文明倫理、氣候政治經濟學等交叉學科嵌入課程體系，培養學生在氣候變化、國際沖突等領域的合作解決能力。例如，通過模擬聯合國、國際組織實習等實踐平臺，強化學生運用中國智慧參與全球治理的使命感。習近平文化思想注重文明對話的平等性與互鑒性，指導涉外院校突破“語言工具論”局限，構建“語言+文化+價值觀”融合的培養模式。例如，在外語教學中融入“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文化比較研究，推動“中文+專業”雙向賦能，培養既能精準傳遞中國主張，又能有效對接國際規則的話語轉換能力。

　　新時代對涉外院校國際人才培養賦予新使命，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涉外院校文化育人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和實踐路徑。涉外院校應深刻領會其精神實質，結合自身特點和實際情況，積極探索創新文化育人的方法和模式，培養兼具高度文化自覺與自信、扎實人文積淀、開闊的國際視野，以及卓越的跨文化溝通與傳播能力的復合型專業人才，為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增進人類文明交流互鑒作出積極貢獻。

　　【“習近平新時代治國理政的文化思想研究”（3162022XSX04），外交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專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