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再強（貴州師范大學歷史與政治學院博士研究生，貴州發展制度保障高端智庫副教授）

　　今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2025年貴州考察時提出“以高質量發展統攬全局”的戰略部署，為新時代構建內需驅動型發展模式提供了重要遵循。當前，我國經濟正處于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從外需依賴向內需主導轉型的關鍵階段，亟需從理論層面突破傳統需求管理范式，探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制度創新與治理效能協同演進的內生動力機制。

　　供給創新與需求擴容的辯證統一

　　傳統需求管理理論將內需不足歸因于有效需求疲軟，主張通過財政貨幣政策刺激消費，但這一范式難以解釋當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擴大背景下消費升級的結構性矛盾。當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已超4億，他們不是沒消費能力，而是普通商品滿足不了其升級需求。比如，老式家電再便宜也難激發購買欲，但智能家電哪怕價格高仍受青睞，這說明單純刺激消費治標不治本。就像手機市場，功能機折扣也賣不過全面屏，因為消費者要的不是便宜貨，而是能刷短視頻、玩云游戲的新體驗。供給側創新能夠突破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的固有規律，其理論內核在于“供給創造需求”的動態適配機制。即當供給端通過技術革新、場景重構或價值嵌入實現產品迭代時，消費者潛在支付意愿將隨之被激活，形成需求擴容的乘數效應。從政治經濟角度看，供給創新是生產力和消費力運動的結果。數字時代，大數據改變了生產方式，讓供給從“功能型”變成了“共創型”。例如，文旅資源轉化成數字資源后，就能給消費者帶來更多沉浸式的體驗。基于此，消費者對文化產品的想法發生改變，通過互動形成關于需求的價值認同。這種“供應變需求”的關系，證明了馬克思的“生產直接是消費”的觀點。

　　城鄉融合與內需雙循環的協同演進

　　城鄉二元結構對消費潛能的抑制，本質是要素市場化配置滯后引發的制度性梗阻，讓內需始終“跛腳走路”。比如，農民想進城打工卻落不了戶，城里企業想投資鄉村又怕土地權屬不清，結果就是農村資源閑置、城市產業單一。要激活內需，得先拆掉“三堵墻”：第一堵是“土地墻”，讓宅基地、承包地能抵押能流轉，農民有了“活資產”，才敢貸款創業、進城買房；第二堵是“數字墻”，只有5G基站、物流網絡進村，城里人才能網購山貨，村里人也能享受遠程醫療，消費場景自然打開；第三堵是“身份墻”，農民工市民化后，教育醫療支出會催生新消費。值得注意的是，城鄉融合不僅是地理空間的整合，更是社會關系的重構。政府通過公共品供給優化消費環境，市場通過供應鏈下沉拓展服務半徑，社會通過組織創新培育消費共同體，形成“制度供給—市場響應—社會參與”的協同機制。當城鄉要素像活水般自由流動，農民錢包鼓了，企業訂單多了，內需大循環自然轉得動。

　　制度優勢與治理效能的動態平衡

　　新制度經濟學強調交易成本對市場活力的決定性作用，但西方理論難以解釋中國制度創新中“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共生現象。比如優化營商環境，不是政府當甩手掌柜，而是當好“制度設計師”，建設消費爭議平臺，讓消費者在手機上簡單操作就能解決糾紛，實現了“降成本”和“提效率”的雙贏。這種“制度集成創新”模式，為新興經濟體破解“制度性交易成本困局”提供范式參考。更深層的理論貢獻在于，中國制度創新始終以“發展型治理”為導向——黨建引領就像黏合劑，把政府、企業、社區擰成一股繩；政策試點不是瞎折騰，而是小步快跑試錯，有了好經驗再全國推廣；數字技術則是制度落地的加速器，比如用大數據抓取企業需求，政策補貼自動到賬，省去層層審批。通過黨建引領整合多元治理主體、通過政策試點構建適應性學習機制、通過數字技術重塑制度執行效能，形成“制度創新—治理升級—發展躍遷”的正反饋回路，這種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再內化為發展動能的實踐邏輯，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新的理論增長點。

　　消費升級與社會再生產的系統耦合

　　內需驅動機制的本質是消費升級與社會再生產的系統耦合。當消費結構從生存型轉向發展型時，對產業升級的反向牽引力顯著增強。比如，老年人青睞生態康養，養老院就得裝智能監測設備、開發藥膳食譜；年輕人追捧非遺文創，手工作坊就要學會3D建模、直播帶貨。消費者不再是被動選擇，而是通過體驗反饋成為“產品經理”，這種“需求側價值偏好—供給側技術路線”的互動關系，讓消費端與創新端真正“手拉手”，推動社會再生產從“規模擴張”向“質量躍升”轉型。內需不再是經濟運行的終點，而是產業升級的新起點，實現消費與創新的深度融合。

　　內需驅動機制的理論重構，標志著中國經濟發展范式從“外源性增長”向“內生性發展”的深刻轉變。構建“供給創新激活需求—制度創新暢通循環—治理創新保障效能”的動態模型，需突破西方經濟學的理論窠臼，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框架下整合制度變遷、技術創新與社會治理的多維視角。未來研究應進一步關注數字技術對消費關系的革命性影響、共同富裕目標下的分配制度創新以及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的全球化溢出效應，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更具解釋力的理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