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國剛（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在人類文明的百花園里，中華文明具有獨特的價值與形態，包括國家治理結構、四民分業的社會與經濟結構、基層管理組織以及禮樂文化體系等等，在世界上都是別具一格的。就歷史的實踐過程而言，中西文明之間的互動構成了世界文明交流史上的重要部分。

　　中西文明交流的歷史源遠流長

　　遠古時代的中西交往，以物質形態的互通有無為主要特征。玉石之路是絲綢之路的早期形態。中國傳統文化中，玉具有獨特價值。中國的玉文化距今有七八千年左右，南方的良渚遺址、北方的紅山文化以及中原的南陽玉雕，都是其代表。中華文明中燦爛悠久的玉文化，就蘊含著早期中西交流的歷史印記。

　　考古發現表明，中原地區的玉器，就質地而言，幾乎都屬于軟玉。迄今所知中國的軟玉產地，主要是新疆和田的和田玉。陜西神木石峁古城遺址出土了大量玉器，有相當一部分制作材料可能來自西域。安陽殷墟玉器中，和田所產玉占絕大多數。與考古資料對應，文獻記載中也有相關線索。《管子·揆度》載“北用禺氏之玉”，王國維認為“禺氏”即“月氏”。《史記·趙世家》載，蘇厲游說趙惠文王，聲稱若趙秦聯合，則秦乘機坐大，將從西北方對趙形成戰略包圍，使其失去西面的“昆山之玉”。除了昆侖山之玉，趙國還有代犬與胡馬，它們共同構成趙國從西邊傳來的“吉祥三寶”。

　　張騫的“鑿空”之旅具有空前的意義

　　張騫在西域十三年，所帶來的西域信息，構成了司馬遷《大宛列傳》的基本史源。漢武帝派遣他第二次出使時所率領的官方使團，分頭出使西域各地，開啟了中西官方交往的新篇章。漢朝向西南方的拓展以及循海路遣使東南亞、南亞，都是張騫“鑿空”的后續成果。

　　張騫之后至大航海時代以前，中外交流主要通過陸海兩條絲綢之路展開。漢唐時期以陸上絲綢之路為主，海上絲綢之路為輔。前者主體方向稱之為西域，后者主體路線名之為南海。宋元至明初海上絲路貿易更加發達，除蒙元時期外，西域路途大致處于阻隔狀態，陸上絲路相對衰落。

　　1500年以后，歐洲文明挾殖民主義勢力在全球擴張，遠東地區也裹挾其中。傳教士不僅帶來了西方的科技文明和宗教文化，也將中國文化介紹到歐洲，從而掀起了歐洲的“中國風”。中歐交流的高潮在18世紀中葉，在18世紀晚期發生反轉。當西歐大踏步地走出中世紀，開啟工業化之后，中國輝煌的農業文明，成為反襯西方工業文明絕代風華的落寞背景。馬戛爾尼訪華，終結了中歐文化交流浪漫的蜜月；鴉片戰爭之后，西方文化洶涌而至，至新中國成立方才改變。

　　中西文明交流互鑒的特點

　　文明的交流，就渠道而言，有戰爭的，有和平的；就目的而言，有商業的，有政治的。這些交流主要展現了如下四個方面的特點：

　　一是文明的交流往往是由淺入深，從物質到技術再到思想層面，但這個順序并非固定不變或順次展開的，有時會出現同時并行的情況。比如中國早期的青銅鑄造技術，受歐亞草原東部游牧部族青銅文化的影響而進步，逐漸出現本土技術創新;甘肅地區發現的青銅器受到西方技術風格的影響，同時又是冶金技術本土化的范例。與此同時，與西方將青銅用于兵器和生產工具不同，中國在商周時期形成了燦爛的青銅禮器文明。

　　二是“郢書燕說”式的“誤讀”是文明交流的常見模式。這里的“郢書燕說”僅就客觀形式和效果而言，并非指故意曲解。所謂“誤讀”，是接受主體對于異質文明的一種自我詮釋，與佛家論說“心”與“境”（外物）的關系類似。印度經過西域傳來的佛教文化，在中土大放異彩，但是，無論是飛天包含的多元文明，還是禪宗孕育的儒釋道合流，都是文明交流互鑒的成果。中國古史傳說和儒家思想傳播到啟蒙時代的歐洲，伏羲神農遭遇諾亞方舟，激發了處在變革之中的歐洲人的思想光芒，他們的種種解讀，只是為了回答歐洲人關心的現實問題，漢語是不是“初民語言”？中國人是不是諾亞的直系子孫？孔子的道德哲學有何真諦？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知識能夠解釋歐洲人自己心中的疑團。

　　三是現實需求決定文明交流中的主動性。中古時期的佛教入華，包括西來傳經與東行求法的雙向互動。但在明清時期的中西文明交流中，西方更為主動。西方在走出中世紀的過程中，廣泛吸收各種文明的正能量，推動了西方文明的近代化轉型。明清中國在農業文明的歷史軌道上依然錦團簇秀，但對于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傳教士帶來的自鳴鐘表等機械產品，只能目為奇技淫巧，并未意識到這是一種能夠推動社會變革的新生產力，正因為中國社會彼時尚未產生相應的現實需求。

　　四是利益驅動是對外交流的重要動力。就具體事件而言，交流的起因有經濟利益、宗教信仰，有惡友政治算計，但是，歸根結底，也都是利益的驅動。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從來是互利共贏的。玉石之路、趙國的“吉祥三寶”、汗血馬的引進，本身就是利益的流淌。中古粟特人來華也是出于逐利的需要。宋朝出于經濟目的，鼓勵民間開展海外貿易。民間商人從事貿易的條件相對寬松，貿易成績顯著者還能得到獎勵甚至被授予相應官職。這些鼓勵政策使中國沿海商人紛紛投向海上貿易，徹底改變了此前中外海上貿易主要控制在波斯和阿拉伯商人手中的局面。

　　“郢書燕說”式的誤讀，其實也是一種創造

　　就文明交流的結果而言，有迎合而生存的結果；但常見的也有有心栽花花不發、無意插柳柳成蔭的后果。

　　比如，元雜劇紀君祥的《趙氏孤兒》，被18世紀的歐洲人進行種種改編，伏爾泰改編成《中國孤兒》，所要表達的道德訴求，契合于歐洲社會的需要，這與同時代《國富論》的作者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所表達的訴求一致。又比如中國的編年史以伏羲為始祖，其歷史長度比《圣經》編年史要長數千年，歐洲啟蒙思想家從中發現了挑戰天主教權威的有利證據，從而采信中國古史傳說，并且加以發揮。

　　“郢書燕說”這種現象的背后是有哲學意義的，這就是某一文化或者文明，能不能被另外一文化或文明理解的問題。文明的交流與互動的結果，不僅取決于對象文明，還取決于接受方的知識結構、認識能力、認知環境等，因此，從結果而言，從“實踐理性”而言，文明的交流與互動，一定是“郢書燕說”式的。“郢書燕說”式的誤讀，其實也是一種創造。耶穌會士傳入歐洲的中國知識本來就是選擇性的，語言障礙和傳教需要也導致了其難免扭曲，歐洲的接受者根據自己眼前的需要，將中國知識作為論說的根據，或用之以捍衛自己觀點，或據之以完善思想體系，發生“郢書燕說”式的解讀，是必然的。看起來啟蒙時代許多新學說都與中國產生了聯系，實際上很多是誤會中國文化的性質所致，這種解讀是一種自我詮釋，促使他們更深刻地反思自己的文化。早期漢學學科誕生，就是這種“郢書燕說”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