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金麗（北京物資學院），孫杰（北京物資學院）

　　人工智能的指數級突進，在深刻推進社會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變革的同時，也引發了人類的主體性危機，需要我們從技術、人、制度三個維度加以警醒和應對。

　　警醒技術的異化，厚植人工智能的社會關懷

　　馬克思闡明，任何機器都“是人的手創造出來的人腦的器官；是對象化的知識力量”；人工智能是大數據時代的“智能機器”，它與馬克思揭示的機器在本質上并無二致，都是被人創造出來、為了人創造出來的一種合目的的手段。因而必須始終堅持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以“價值理性”限制“技術理性”的越位。人工智能的發展中，須彰顯“以人為本”的價值導向。其中關鍵，是要構建人工智能的責任倫理體系，明確倫理規范，強化倫理責任。既要堅持技術治理的“回顧式責任”，完善相應的違規處罰和懲戒機制；更要發展“前瞻式責任”，研判人工智能應用的異化風險。政府、企業、技術人員和社會利益攸關方應進行跨領域對話，就技術研發與應用進行倫理對話，完善“人-智”相融的倫理規約，特別是要加強“科技倫理評估”，既要在研發前對價值影響與利益沖突開展倫理審查，也要在研發中確保自主決定、安全可靠、透明公開、隱私保護、公平公正和責任擔當，還要在實際應用上具體論證，確保以人為本的根本立場和福祉指向。

　　警醒人的單向度，建構人機共舞的精神世界

　　隨著ChatGPT、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越發強大，我們不自覺地陷入對其的依賴乃至迷信之中，我們沉淪在智能科技的高效便捷中而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綜合征”，認知判斷力、過程決策力和想象創造力不斷削弱。面對這一危機，必須返諸己身，在人機共生中高揚人的主體性。一是強化人的主體意識。面對人工智能的強大效能，須始終明確我們的主體地位，強調我們的主體價值，著力保持我們人之為人的目的性、能動性和批判性，理性審視人工智能之于我們的“器物”之用，從而“君子使物，不為物使”。二是拓展人的實踐創新。人工智能通過輔助人的認識、決策和行動，極大減輕我們的勞動負擔，節省更多勞動時間，從而使我們能夠更寬廣地進行“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在更深入的改造世界中彰顯我們完全意義上的主體力量。三是豐富人的精神生活。人工智能的發展為我們帶來了更多的自由時間，我們應當將此作為促進自身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時間，主動從事科學、藝術和交往，用于個體休閑、發展心智和提升修養，從而塑造愈加充實與完滿的“自我”。

　　警醒資本的侵蝕，健全向善而生的制度保障

　　我們必須扭住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個關鍵，建立健全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等要素的活力競相迸發的體制機制。一者，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新型舉國體制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提高數字技術基礎研發能力，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盡快實現高水平自立自強，把發展數字經濟自主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二者，加強數據的政府治理，建立由政府主導的數據庫如國家大數據系統，以公權力明確信息采集的邊界，保障知情同意原則的落實，監督平臺企業的數據提取與使用。三者，堅持倫理先行，建立并完善人工智能倫理準則，形成人工智能倫理指南，加強對人工智能研發與應用的全流程動態跟蹤、實時風險評估和突發事件應急處置。四者，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導人工智能的社會主義應用，建立明確的市場準入制度，完善公平競爭審查與監管制度，強化智能資源、數字成果、平臺信息的共創共享，從而避免人工智能的資本壟斷和技術壟斷，充分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促進每一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我們應以更加清醒的自覺、更為堅定的自信，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將其充分運用于人的解放而非桎梏，高揚人的主體性而非工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