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盧燕新（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

　　唐人選本存在“標榜之風”，說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國秀集〉提要》：“梁昭明太子撰《文選》，以何遜猶在，不錄其詩，蓋欲杜絕世情，用彰公道。今挺章與穎，一則以見存之人采錄其詩，一則以選己之詩為之作序，后來互相標榜之風，已萌于此。”不難看出，《〈國秀集〉提要》所謂選本的“標榜之風”，其有兩個基本要素，一是“以見存之人采錄其詩”，一是“以選己之詩為之作序”。

　　《國秀集》今存，較早者有秀水沈氏藏明翻宋刻本。現存各本，集前有序，均未署作者姓名。集末有跋，謂“《國秀集》三卷……天寶三載國子生芮挺章撰，樓穎序之……穎五篇，亦在其間……元祐戊辰孟秋……龍溪曾彥和題。”據曾彥和跋，樓穎撰寫了《國秀集序》。同時，跋所謂《國秀集》選“穎五篇”，亦見于今存諸本卷中。若此，則《國秀集》確有“標榜”之嫌疑。

　　然而，以四庫館臣所云“標榜之風”的兩個基本要素衡量，謂“后來互相標榜之風，已萌于此”則不夠準確。探查見存典籍，唐人選本的“標榜之風”，至少可以上溯至慧凈編《續詩苑英華》。該選本，集前有劉孝孫序，事見《續高僧傳》卷三：“慧凈……撰《詩英華》一帙十卷，識者懷鉛，采其冠冕。吳王諮議劉孝孫，文才翹拔，為之序……”劉孝孫拜“吳王諮議”，見《舊唐書》卷七二《褚亮傳》附《劉孝孫傳》。據兩《唐書》之《高祖本紀》《太宗本紀》及《舊唐書·劉孝孫傳》，知劉孝孫約貞觀十五年（641），為李恪諮議參軍，尋卒。因此，《續詩苑英華序》當作于貞觀十五年前后。

　　《續詩苑英華》今佚，但諸典籍仍保存有其零星事跡。《郡齋讀書志》卷二〇“總集類”《續古今詩苑英華集》載：“輯梁武帝大同年中《會三教篇》至唐劉孝孫《成皋望河》之作，凡一百五十四人，歌詩五百四十八篇。孝孫為之序。”《唐音癸簽》卷三一“集錄”亦曰：“唐人選唐詩，其合前代選者，有《續古今詩苑英華集》。”注曰：“唐僧惠凈輯，自梁至唐初劉孝孫止，十卷。”引文所謂“《續古今詩苑英華集》”即《續詩苑英華》，“惠凈”即“慧凈”。《成皋望河》今存，見《初學記》卷六《地部中·河第三》、《唐詩紀事》卷四“劉孝孫”條、《全唐詩》卷三三，題均作《早發成皋望河》。劉孝孫序今存，收錄在《全唐文》卷一五四，題作《沙門慧凈詩英華序》。據此知，劉孝孫為《續詩苑英華》題序，《續詩苑英華》也選錄了劉孝孫的詩。以四庫館臣論品觀點衡量，唐人選本，至晚在貞觀十五年前后編成的《續詩苑英華》中，就有了“互相標榜之風”。

　　縱觀唐人選本，其“標榜之風”不惟“互相標榜”一種形式。除《續詩苑英華》《國秀集》等選本所見“標榜”的特點外，常見者，還有以下兩種：

　　第一，為編者自己“標榜”。即編集者在編纂選本時，收錄其本人之作。如上所論芮挺章《國秀集》，跋謂“《國秀集》三卷……挺章二篇……亦在其間……”《國秀集》選芮挺章詩，見選本卷下，二首詩題為《江南弄》《少年行》。又如《玉臺后集》，《新唐書·藝文志》《通志·藝文略》《宋史·藝文志》題名李康集撰，余者皆題名李康成。該集，《郡齋讀書志》卷三“樂類”謂“二百九人所著樂府歌詩六百七十首”，劉克莊《后村詩話續集》卷一也有類似記載，并謂“中間自載其詩八首”。據此知，《玉臺后集》不僅“自載其詩”，而且，采錄詩什遠高于選本摘擷詩人詩什的平均數。

　　第二，為親朋好友揚名。如《篋中集》，序謂“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于是者，顯榮當世。誰為辨士……篋中所有，總編次之，命曰《篋中集》。”序謂選編對象為“沈公及二三子”，但問題遠不止于此。《篋中集》今存，凡七人，詩二十四首。其中，錄其弟元季川詩四首，數量僅次于孟云卿五首，與沈千運、張彪并列第二。換句話說，元結所謂“正直而無祿位”“忠信而久貧賤”“仁讓而至喪亡”者，即指其弟等七人。重要的是，《篋中集》愿為諸人充當“辨士”，使“沈公及二三子”能夠“顯榮當世”，其“標榜”心態顯而易見。又如裴潾選《大和通選》三十卷，《舊唐書》卷一七一《裴潾傳》曰：“集歷代文章，續梁昭明太子《文選》，成三十卷……當時文士，非素與潾游者，其文章少在其選……”可見，《大和通選》選錄詩文，以是否與“游”為選錄標準，其“標榜”之旨亦是十分明顯的。

　　唐人選本為什么會出現“標榜之風”？其關鍵是聲名意識的影響。唐人何以重聲名？主要原因有以下三點：

　　第一，科考的驅使。《舊唐書》卷一四七《高郢傳》載：“時應進士舉者，多務朋游，馳逐聲名。”白居易《與陳給事書》亦稱：“伏以給事門屏間請謁者如林，獻書者如云，多則多矣。然聽其辭，一辭也；觀其意，一意也。何者？率不過有望于吹噓剪拂耳。”對此，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第十章《進士行卷與納卷》指出：“外地士子始到京師，就先要拜訪名公巨卿，借他們的稱譽而造成文名，就大有利于登科。”可見，有聲名者，參加科考很可能會占得先機。因此，為了科舉及第，應舉文士往往熱衷于對聲名的追逐。

　　第二，立功的需求。如王勃《為人與蜀城父老書（二）》：“然則拾青紫于旦暮，取功名于俄頃；演文物而動寰中，騰聲名而振天下。”不難看出，在王勃文中，“取功名”“動寰中”“騰聲名”“振天下”是緊密聯系的。又如，楊炯《從甥梁锜墓志銘》：“由是交通遂廣，聲名益振。朱家大俠，滕公有然諾之言；劇孟過人，袁盎有逢迎之禮。”“朱家”“滕公”，典出《史記·季布傳》。“劇孟”“袁盎”，典出《史記·袁盎傳》。“朱家”句謂朱家俠義救季布而名聞當世，“劇孟”句云劇孟以“過人”而獲得袁盎禮遇。據此可知，唐人重“聲名”，是和功業追求有密切關系的。

　　第三，流芳后世志愿的影響。如蕭穎士《為陳正卿進〈續尚書〉表》：“聲明不足以垂后裔，其于帝道疏矣！”顏真卿《送福建觀察使高寬仁序》：“振肅風紀，表儀一方。盡致君澤民之道，使聲名流芳史冊。”柳宗元《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啟》：“故凡明智之君子，務其巨以遺其細，則功業光乎當時，聲名流乎無窮，其所以激之于中者異也。”很顯然，唐人不僅關心“致君澤民之道”“功業光乎當時”，亦十分看重“垂后裔”“流芳史冊”“流乎無窮”。甚至是，留名后世更受文士關注。

　　因此，緣于社會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唐人十分重視聲名。而選本恰有博取聲名的功效，這正好迎合了唐人立名的旨趣。如《正聲集》，劉肅《大唐新語》卷八“文章”云：“后孫翌撰《正聲集》，以希夷為集中之最。由是稍為時人所稱。”很顯然，因為《正聲集》以劉希夷為“集中之最”，故其方才知名“時人”。因此，有些選本編輯家在聲名意識的助力下，自然而然就生成了“標榜之風”。

　　但也應看到，唐人選本雖有“標榜之風”，但熱衷于此者，并非常態。如《河岳英靈集敘》稱“如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壓梁、竇，終無取焉”。竇常選《南薰集》三卷，《郡齋讀書志》卷二〇“總集類”載：“其序云：‘欲勒上中下，則近于褒貶，題一二三，則有等衰，故以西掖、南宮、外臺為目，人各系名、系贊。’”可見，殷璠所遴選的目標對象是優秀詩什。竇常纂集，自覺排斥“褒貶”“等衰”等做法。又如，孟利貞編《續文選》、卜長福纂《續文選》、徐堅等集《文府》，宋唐士恥《靈巖集》卷三曰：“孟利正、卜長福之《續文選》，卜隱之《擬文選》，膛若乎其學步矣，徐堅《文府選》云乎哉！”李吉甫選《類表》五十卷，《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表章類曰：“唐世章奏，分為門類。”很顯然，這些選本，或有所傍依，或以選錄詩文為旨歸。因此，這類編集家既無聲名之志，自然不會沾染“標榜之風”。

　　《光明日報》（2025年06月16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