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札記】??

　　作者：王子今（西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史記·高祖本紀》最后以“太史公曰”的形式總結自夏而始，經殷周至于秦漢的長時段的歷史進程，論說以“周秦之間”為重要時段。《鹽鐵論》有《周秦》篇，也說明當時“周秦”已經成為稱說這一歷史階段的共用概念。“周秦之間”，雖兵戰頻仍，烽火四起，“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史記·陳涉世家》引賈誼《過秦論》），然而也是一個歷史劇變、文化繁榮、生產發展、社會顯著進步的時代。

　　天地間一大變局

　　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二在討論“漢初布衣將相之局”時寫道：漢初諸臣大多“皆白徒”，平民出身者“致身將相，前此所未有也。”他說：“蓋秦、漢間為天地一大變局。”這里雖說的是“秦、漢間”，而實際上卻自戰國開啟：“自古皆封建諸侯，各君其國，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視為固然。”戰國時期，“（七國）益務戰爭，肝腦涂地，其勢不得不變。而數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時亦難遽變，于是先從在下者起。游說則范雎、蔡澤、蘇秦、張儀等，徒步而為相。征戰則孫臏、白起、樂毅、廉頗、王翦等，白身而為將。此已開后世布衣將相之例”。秦末，“漢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天之變局，至是始定”。

　　關于這一變局，或說由于秦的興起，沖擊了中原傳統“文教”，“姬周之道、儒者之學悉遭夷絕，則周秦相代謝，即曰夷夏之爭、儒法之爭可也”（蒙文通：《諸子甄微·周秦民族與思想》）；或以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轉變為說，以為春秋時期“奴隸社會”“逐漸瓦解”，“封建制出現”，戰國時期則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開端”，商鞅變法“促使秦國由奴隸社會進到了封建社會”。兼并戰爭“是實現封建的統一國家的戰爭”（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第1冊、第2冊）。李學勤曾經通過文物考古資料的研究，探討了秦的社會制度問題并指出：“有的著作認為秦的社會制度比六國先進，筆者不能同意這一看法，從秦人相當普遍地保留野蠻的奴隸制關系來看，事實毋寧說是相反。”（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而侯外廬等早就明確指出，“應該肯定，秦漢社會存在著大量的奴隸”。而定義當時的社會性質，也有必要關注如下分析：“秦廢封建的‘封建’，為中國古代史的另一個術語，其內容指的是‘宗子維城’的古代城市國家，這里我們所指舉出的封建制社會，‘封建’這兩個字則是立基于自然經濟、以農村為出發點的封建所有制形式，譯自外文Feudalism，有人也譯作封建主義。中外詞匯相混，語亂天下，為時已久”（《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兩漢思想》）。

　　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視“生產”對于歷史的意義。他們指出：生產“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人們所達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德意志意識形態》）。恩格斯寫道：“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從技術進步導致生產力提升的視角分析“周秦”歷史轉折，也許可以為相關歷史學思考開辟新的路徑。

　　“周秦之間，諸子學術號稱極盛”

　　周秦之際的學術文化，《史記》稱“百家”“百家雜語”（《太史公自序》）、“百家語”“百家之言”（《秦始皇本紀》）、“百家之語”（《李斯列傳》）、“百家之說”（《范雎蔡澤列傳》）、“諸子百家之書”（《屈原賈生列傳》）。而所謂“百家之術”（《樗里子甘茂列傳》），似意指與理論有異的重于實用的內容。對于思想史的這一階段，古人稱“異端之盛，莫甚于此時”（真德秀：《西山讀書記》卷三五《吾道異端之辨（上）》）。譚戒甫指出，“周秦之間，諸子學術號稱極盛”（《墨辯發微》），“周秦之間，諸子蜂起，游文騰說，波譎云詭”（《公孫龍子形名發微》）。梁啟超說：“我中國于周秦之間，諸子并起。實為東洋思想之淵海。視西方之希臘，有過之而無不及。”（《論中國人種之將來》）

　　這一時期知識人的活躍，不僅表現于區域空間往來的頻繁，如“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歷行諸國，汲汲于行道”（《淮南子·修務》及高誘注），還表現于社會上下層間的流動，如前引“范雎、蔡澤、蘇秦、張儀等，徒步而為相”。時人“摧舊”“啟新”，也有表現于人生方向者。如范蠡協助勾踐“滅吳，報會稽之恥”，又北上“以臨齊、晉，號令中國”（《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而后“超然辟世”（《史記·范雎蔡澤列傳》），經營實業，“三致千金”，“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史記·貨殖列傳》）。宋人呂祖謙《大事記解題》卷一指出，戰國之初有所謂“范蠡之學”。《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兵學名著“兵權謀”一類中，列有“《范蠡》二篇”。清人孫承澤《春明夢余錄》卷四三《兵部二·營陣》記載：“范蠡兵法，先用陽后用陰，盡敵陽節盈吾陰節以奪之。”可知《范蠡兵法》似包涵“兵陰陽”理論。《史記·白起王翦列傳》裴骃《集解》引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這樣說來，《范蠡兵法》似乎又有“兵技巧”的內容。作為早期軍事學著作，兼及“兵權謀”“兵陰陽”“兵技巧”，值得關注。《齊民要術》引《陶朱公養魚經》，《隋書·經籍志三》稱《陶朱公養魚法》，《舊唐書·經籍志下》《新唐書·藝文志三》都說到范蠡撰“《養魚經》”。可知范蠡很可能曾經總結過具體的生產經驗。

　　與范蠡先從政后經商的經歷相反，呂不韋則先經商后從政。唐人柳宗元《招海賈文》有“范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之句，表明其注意到這兩位重要人物特殊的人生經歷和表現。呂不韋有策劃政治攻略的成功，也有指揮軍事遠征的勝績。唐人李商隱于是有“嬴氏并六合，所來因不韋”的詩句（《井泥四十韻》）。除了在軍事政治方面的積極貢獻，呂不韋在文化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史記·太史公自序》中用這樣一句話概括他的事跡：“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可以說，呂不韋當政時期，是秦國吸引東方士人西行參與秦政，從而使秦的文化實力空前擴充的時代；也是秦文化汲取東方文化的成熟內涵，取得歷史性躍升的時代。這一文化進步的突出標志，是《呂氏春秋》的問世。有意思的是《呂氏春秋》中也有與范蠡《養魚經》類似的技術學內容，如《上農》等四篇，總結并保留了中國上古時代農學知識精華。李約瑟曾說，《呂氏春秋》是呂不韋“領導一批對科學技術感興趣的人編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導論》）。

　　戰國文化地圖中齊國的稷下學，形成體現知識群體文化作用的歷史亮點。《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寫道：“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稷下為當時談說之士們暢放思想、激揚文字、交流學識、碰撞政見提供了極好的空間。據李約瑟的理解，稷下“最有才華的學者”中，鄒衍是“自然哲學家和陰陽學派的創始人”。他還提示我們，稷下學者中“還有墨家的宋钘”（《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導論》）。

　　技術發明的豐收季

　　“周秦之間”是中國古代科學技術進步最突出的歷史時期之一。這一時期，天文學、地學、農學、數學、醫學等，都獲得空前的突破性進展。《甘石星經》《禹貢》《考工記》等都被看作科學技術領域的經典名著。近年出土文獻如簡牘資料《數》《算書》《敝昔》等，為數學和醫學等學科溯源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考古發現則為建筑技術、冶金技術、機械技術、車船制作技術和生產管理方式等，創造了全新的認識條件。李約瑟說，“在這個時期，手工技巧和生產方法都有了進步；出現了畜力牽引的犁和灌溉面積的擴大”，“鐵的使用”意義重大，“弩的制造也臻于完善”。“弓弩的制造”，中國“似乎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早”。“工業的集中和水利工程系統的控制”起著重要的作用（《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導論》）。

　　《戰國策·宋衛策》中寫道：“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有注家或說“魯之巧人”，提示了“公輸般”和“魯班”的關系。而重視技術之學的思想家墨子有與公輸般的攻守對抗演習，進行了“機械”“車弩”的比試。所較量者，可以理解為“兵械”，亦后世所謂“軍械”。技術與兵戰的關聯，給予治史者重要的啟示。先進技術應用于軍事，是這一歷史時期表現特別突出的社會文化現象。墨子學說及公輸般事跡以“機”“巧”為主題，體現了這一時期技術發明受到社會普遍重視的情形。“秦墨”的歷史存在，是秦人重視技術之學的表現。而李約瑟所謂“后期墨家在努力建立一種可作為實驗科學基礎的思想體系”的興趣“有所增長”，以及這種努力已經“成為該學派公認的信條”（《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科學思想史》），這一觀點是值得重視的。

　　周秦之間技術管理方式的進步，表現之一即“物勒工名，以考其誠”的制度化。學者論此多據《禮記·月令》，而鄭玄早已指出：“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禮》家好事者抄合之，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孔穎達舉列其中“不合周法”處，孫希旦也有這樣的觀點：“愚按是篇雖祖述先王之遺，其中多雜秦制，又博采戰國雜家之說，不可盡以三代之制通之。”（《禮記集解》）古代技術生產的責任制由此初步形成。

　　而學術生產也在這一時期出現了類似標示責任的動態。羅根澤提出“戰國前無私家著作說”，“及至戰國，世亂日亟，人心益詐”，“百家思救世弊，應時而出”。他提示讀者“參閱顧炎武《日知錄·周末風俗》”（羅根澤編著：《古史辨》四）。而顧炎武論“周末風俗”時這樣評價導致“春秋”以來“風俗”大變的“百家”學人：“觀夫史之所錄，無非功名勢利之人，筆札喉舌之輩，而如董生之言‘正誼明道’者，不一二見也。”（《日知錄》卷一三）然而正是他們，打破了“春秋時猶尊禮重信”“尊周王”“論宗姓氏族”等傳統，促成了空前的文化繁榮和技術進步。

　　“秦并天下”中的技術與生產力優勢及其作用

　　周秦變局最顯著的標志性事件是“秦并天下”。據《戰國策·趙策一》記載，韓國上黨郡在秦軍強攻下有歸附趙國的意向。趙國執政集團商議對策，趙豹提出“秦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的意見，并警告：“王自圖之！”然而趙王從平原君建議，后來直接與秦對抗，最終大敗于長平。“秦以牛田，水通糧”，即開發、利用自然力以節省人力。秦人在技術層面遙遙領先于其他六國的優勢，還表現在其他方面，如：水利經營，交通建設，機械發明，鐵器推廣，技術管理（王子今：《秦統一原因的技術層面考察》，《社會科學戰線》2009年第9期）。

　　按照趙豹論說的語序，“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嚴政行”作為秦“不可與戰”的制度方面的因素，尚在“秦以牛田，水通糧”之次。正如徐中舒所指出的，“秦國優待死士列之上地，令嚴政行，固然是戰勝六國的條件，但是如果沒有牛耕，秦國也就不能抽出更多的壯丁和積聚更多的糧食來作長期的戰爭。如果沒有水通糧（即后來的漕運）也就不能把它所能積聚的糧食，輸送到遠方去征服其他的國家”（《先秦史十講》）。徐復也曾經論“秦用牛耕”，指出“此于嬴秦利用處理，增進生產，在當時有莫大之意義”。又據《困學紀聞》卷四引《禮記·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所謂“秦以牛田，水通糧”致使其富強而“不可與戰”的作用，可能確實是超過“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嚴政行”的。甘肅天水放馬灘1號秦墓出土7幅地圖，在河流兩旁標識“閉”“關”字樣，就是秦發展水運的文物證明。

　　秦始皇焚書，不毀醫書、農書及“卜筮之書”。有跡象表明，兵書也沒有嚴厲焚禁。秦始皇說：“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史記·秦始皇本紀》）秦講究實用的原則，致使技術之學得以維護繼承。

　　高度重視實用的傳統，使得秦迅速實現富強。然而簡單、急切的“功用”追求可能不利于深刻而長久的理論思考和文化建設。司馬遷說，“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繼戰亂導致的文化破壞之后，“秦政不改”，司馬遷以“豈不繆乎”予以批評（《史記·高祖本紀》）。朱熹指責商鞅：“欲致富強而已，無教化仁愛之本，所以為可罪也。”（《朱子語類》卷五六）司馬遷說“漢興，承敝易變”，以為“得天統矣”（《史記·高祖本紀》），肯定漢朝文化方向的扭轉，特別是重儒尊禮意識主導方向的確定。然而回顧漢代學術史，依然可以看到對秦文化重視應用科學傳統的延續。漢代的兵學、農學、醫學以及天文歷算之學，都表現出繼承與創造的突出成就。《漢書·食貨志上》說：“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顧炎武《日知錄》卷二七《漢書注》指出：“‘六甲’者，四時、六十甲子之類。‘五方’者，九州岳瀆、列國之名。‘書’者，六書。‘計’者，九數。”王應麟《玉海藝文校證》卷一〇《小學上》說“算術”之法，“宣于天下，小學是則”，言及《九章算術》及“許商《算術》二十六卷、杜忠《算術》十六卷”。“六甲”是關于時間的學問，“五方”是關于空間的學問。這些知識在西漢時期進入“小學”即童蒙教育的主體內容，體現了“周秦”以來重視技術的科學精神得以傳承。

　　《光明日報》（2025年06月16日?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