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西天取經”：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的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

——《征途：走向現代化》評介

　　作者：林毅夫（北京大學教授、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現代化是尚未完成的世界歷史命題。當今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和地區不超過30個、總人口不超過10億人，且主要集中在西方國家。在擔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期間，我發現了一點，其實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和發達國家的知識分子一樣，希望他們的國家現代化，希望他們自己的國家能與發達國家立于同等地位。但為什么發展中國家趕超成功的例子卻寥寥無幾？從處于“馬爾薩斯陷阱”的傳統農耕文明，到物資不斷豐富的工業化現代文明的演進過程中，普遍有一種認識，認為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發展自有它的道理，因此大家都抱著“西天取經”的心態到西方國家去學習。但是，至今還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按照西方的理論去制定政策并讓國家成功的。極少數的幾個成功的國家或經濟體，他們主要的政策在推行之時，從西方主流經濟學來看都是錯誤的。

　　盡管20世紀的學者為打破西方中心主義做出了很多努力，但由于缺乏非西方文明的重新崛起，相關論著也就無法跳出以西方發達國家作為參照系的現代化框架。在1995年《經濟研究》創刊40周年之際，我曾撰寫了一篇祝賀文章，其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預測：21世紀中國會成為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21世紀會是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思潮的大師在中國輩出的世紀。這是基于我與蔡昉、李周在1994年出版的《中國的奇跡》一書的分析。30年來，中國和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讓我們感到高興的是，書中對中國改革發展進程和成效的很多預測也得到證實。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和國際地位的提升，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理論體系成為時代的呼喚。這為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也為經濟學自主理論創新提供了契機。

　　復旦大學周文教授的新著《征途：走向現代化》，就是在這方面做出的有益探索。該書從現代化的概念、內涵、測度和特征入手，重新審視和批駁了西方中心主義，全景式回顧西方現代化從興起到沒落的關鍵節點，既考察了現代化與西方興起及推動現代經濟學誕生，也揭示了西方現代化的理論誤區與崩塌之殤。中國有一句話叫“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中國式現代化從大歷史觀角度來理解，是世界歷史的大翻轉。我們只有了解由“落后時代”到“趕上時代”再到“引領時代”這一路是怎么走過來的，才能夠更好地把握當下，從而應對將來的變局。該書的另一大亮點就是通過現代化的歷史考察對韋伯命題、洋務運動特別是新文化運動作了再審視，與此同時也對現代化的人工智能時代未來圖景作了展望，讓更多人看到西方化迷思是如何形成，中國式現代化何以成功。

　　歷史與現實均證明，與資本主義制度相綁定的西方現代化，并未能兌現現代化的承諾，即引領人類走向一個開放、持續繁榮的未來。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過去的現代化之所以不成功，主要是因為一味照抄西方模式、追求西方標準，而忽略了自身國情。因此，周文教授在該書中強調，如果說西方的崛起在18世紀處于“進行時”，那么到19世紀，這一過程已經進入了“完成時”，西方現代經濟學等為“西方興起”提供支持的理論學說應運而生。嚴格來講，今天的現代經濟學正是圍繞西方現代化建立的一套知識體系。基于西方國家在“血與火”的歷史中實現現代化的經驗，創建出來的理論模型，并不適用于起步較晚并快速走向現代化的國家，根本不足以應對后發現代化國家所面臨的復雜現實，將這些理論照搬到發展中國家會出現“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

　　實際上，經濟學自主理論創新與國家現代化建設是內在一致的。該書認為，正像當初亞當·斯密的經濟理論首先是面向英國人和英國經濟問題，讓·巴蒂斯特·薩伊的經濟理論首先是面向法國人和法國經濟問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經濟理論首先是面向德國人和德國經濟問題，約翰·貝茨·克拉克的經濟理論首先是面向美國人和美國經濟問題那樣，后發現代化國家的經濟學應該來源于本國的實踐經驗，指導本國的實踐，并解決本國的問題。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是自主的，理論也應是自主的，其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為世人重新審視現代化的參照系提供了最佳論據——不僅由于中國的規模，更因為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基于本土經濟模式而非西方道路的成功。“中國奇跡”不能僅停留在經驗層面，要更好地通過經濟學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表達出來。

　　根據該書的研究，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經濟學，并非局限于簡單歸納和總結發生在中國的、與西方國家不同的經濟政策和做法，而是必須發現不同于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前提，這種前提性的差異深藏于文化的差異之中。我國五千年歷史的文化傳統與西方不同，正是因為這種文化差異，中國經濟學才可能得以建立。文化是中國經濟學的根和土壤，中國經濟學研究應把東方文化的精髓引入研究框架和范式，推動中國經濟學跨上一個新的、更有活力、更能引領發展的高度。我很認同周文教授的見解，在《解讀中國經濟：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下的民族復興之路》中我也談到，以“仁”為核心的倫理價值不僅與市場經濟相容，而且會隨著時代、環境的不同而不斷調整創新，以適應經濟基礎的需要，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中國經濟好，世界經濟才會更好。彌漫著“發展焦慮”的世界，也把更多的期待寄望于中國。到2049年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時，中國將建設成為一個先進的現代化國家。理論的重要性取決于被解釋對象的重要性。這是一個需要理論必然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必然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這個時代。多年來，我一直認為只有胸懷“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的“格局”，堅持經由自己認識世界來幫助人們改造好世界作為從事經濟學研究的唯一目的，才能抓住中國的發展所給予的成為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新思潮大師的時代機遇，這也正是新結構經濟學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