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承梁（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研究中心秘書長、研究員）

　　《習近平生態文明文選》第一卷（下文簡稱《文選》）植根于馬克思主義生態觀與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智慧的深厚土壤，通過歷史邏輯的梳理、理論邏輯的闡發以及對現實問題的深切觀照，全面、系統、深刻地總結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突破、制度創新、實踐范式與全球貢獻，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在生態治理領域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選》既是對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理論與實踐的時代升華，也為推進美麗中國建設、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之路提供了系統的方法論和實踐論，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人與自然關系思想的理論豐碑與綱領性文獻。

　　彰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科學完整的理論體系

　　《文選》收錄的79篇重要文獻，既有系統全面的理論闡釋，包含立足當前的發展方略，又涵蓋著眼長遠的戰略布局，構成了一個邏輯嚴密、內涵豐富的科學理論體系。這些閃耀著真理光芒的重要論述，為我們正確認識和系統把握生態文明建設內涵及規律提供了金鑰匙。

　　第一，構建了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理論框架。《文選》收錄的《推動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邁上新臺階》等重要文獻，系統闡述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核心要義。其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哲學觀，深刻揭示了人類文明演進的基本規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發展觀，創新性地解決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辯證關系；“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生態價值觀，確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生態治理導向；“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的系統觀，提供了整體性治理的科學方法論；“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的法治觀，構建了制度保障體系；“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全球觀，彰顯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這六大方面相互支撐、有機統一，構成了邏輯嚴密、層次分明的理論體系。

　　第二，以“兩個結合”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生態觀和中華傳統生態文化。《文選》中的理論創新具有三個顯著特征。一是理論繼承性，堅持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與自然物質變換”的基本原理，繼承了“自然界是人的無機的身體”等經典論斷；二是文化主體性，將馬克思主義生態觀與中國傳統生態文化、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文明理論；三是理論創新性，如《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創造性地將生態環境要素納入生產力范疇，提出“綠色生產力”概念，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種理論發展既堅守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回應了新時代實踐需求，實現了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的統一。

　　第三，創新了生態文明建設的系統思維方式和方法論體系。《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需要處理好幾個重大關系》等文獻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深刻揭示并正確處理了生態文明建設中的矛盾對立統一關系，深化了對人與自然關系規律和生態文明價值目標的科學認識，指明了建設美麗中國的具體行動路徑和根本保障。

　　系統總結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有機融合的實踐范式

　　《文選》作為指導生態文明建設的綱領性文獻，不僅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行動指南，更從根本上為中國式現代化確立了生態邏輯，推動了發展理念、發展方式、治理體系的系統性變革，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實踐論。

　　實踐路徑的系統建構。一是多維協同治理路徑。《文選》提出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理念，構建了空間—要素—過程的多維治理框架。這種系統治理路徑突破了傳統環境治理的碎片化困境，實現了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協同提升。二是綠色轉型實踐范式。《以綠色發展引領鄉村振興》提出的生態產業化路徑，創新性地將“兩山”理論轉化為實踐模式。通過建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構建了“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的轉化通道，為新時代鄉村振興提供了可復制、可推廣的實踐樣板。

　　制度創新的體系化突破。一是現代環境治理體系建構。《文選》所反映的生態文明制度創新，構建了“黨委領導、政府主導、企業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特別是中央環保督察制度的確立，形成了“督政”與“督企”相結合、“問責”與“整改”相銜接的閉環機制，解決了環境治理中的“政府失靈”問題。二是制度協同創新機制。《健全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提出的制度安排，體現了制度供給的系統性思維。通過構建生態補償、排污許可、環境信用等制度的協同聯動機制，形成了激勵相容的制度合力。這種制度設計既避免了“制度孤島”效應，又防止了“制度擁擠”現象，實現了制度效能的最大化。

　　現代化發展范式的重塑。一是重構了現代化的發展邏輯。《文選》將“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在發展目標上，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在發展方式上，強調質量效益型增長；在發展評價上，建立包含生態指標的考核體系。二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在產業層面，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發展體系；在空間層面，優化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格局；在消費層面，培育綠色生活方式。這種系統性變革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新的實踐路徑。三是創新現代化治理體系。生態文明建設推動環境治理體系實現了三個轉變，即從單一環境治理向全域綜合治理轉變；從行政主導向多元共治轉變；從末端管控向全過程防控轉變。這些創新豐富和發展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核心內涵。

　　深刻凸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全球價值和世界意義

　　《文選》展現的中國智慧，其深層價值在于開創了一種新的文明對話方式。通過將天人合一的東方智慧與現代可持續發展理念相融合，正在推動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生態話語體系，為人類應對生態環境挑戰、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貢獻更多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中國生態文明建設路徑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具有特殊的參考價值。《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等文獻表明，后發國家完全可以在工業化進程中避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轍。中國探索的“生態產業化、產業生態化”發展模式，為發展中國家破解經濟增長與環境壓力的兩難困境提供了現實樣板。特別是將生態保護與脫貧攻堅相結合的創新實踐，展現了生態文明建設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獨特作用。

　　中國的生態文明理念是對西方傳統工業文明生態困境的根本性反思與超越。它通過價值理念的重塑和發展范式的創新為世界提供了一個在生態約束下實現可持續繁榮、具有普遍參考意義的系統性框架。《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并非簡單地否定經濟增長，而是深刻解構了“經濟增長”與“生態保護”二元對立的迷思。它揭示了優質生態環境本身蘊含的巨大經濟價值（如生態旅游、綠色產業、健康福祉）和長遠發展潛力（資源永續、氣候韌性），將生態資本視為發展的核心要素和核心競爭力。

　　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家園。《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之路，努力建設清潔美麗的世界》等文獻超越了傳統地緣政治思維的局限，提出共生共存的新型國際關系理念。《文選》強調的“地球生命共同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理念，將人類文明置于更宏大的生態網絡中進行審視，既堅持了氣候正義的價值立場，又體現了務實合作的行動導向。這種整體性世界觀，為破解全球環境治理中的“集體行動困境”提供了思想基礎。中國通過南南氣候合作、共建“一帶一路”綠色發展等實踐，推動全球環境治理范式從“規則約束”向“共識引領”的轉變，對于構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生態秩序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