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賽（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渠紅帥（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民族學專業博士研究生）

　　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

　　2018年5月28日，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公布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結果揭曉：“距今5800年前后，黃河、長江中下游以及西遼河等區域出現了文明起源跡象。”上述三大流域中的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在中華文明中占有核心地位，并被中外所熟知，相關的保護傳承工作受到高度重視。以長江、黃河為主體，其干流、支流和并流、分流等已組成流域文化帶，相關歷史文化遺產的研究和傳承工作早已展開，取得的成果已蔚為大觀。相比于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西遼河流域的文化遺產還沒有被充分挖掘利用，即使是學界的相關研究也較為薄弱。建設文化強國亟需重視挖掘利用西遼河流域的文化價值。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考古界就在區系類型理論基礎上，提出了“遼西古文化區”考古學文化區系概念，到2018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提出西遼河區域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此間經歷了近30年。關于這一文化區域范圍的界定，學術界有過熱烈的討論。張忠培認為這一區域指醫巫閭山以西、北至西拉木倫河兩側、包括西拉木倫河、老哈河、大凌河、小凌河及其支流地區，這個范圍接近于地理學意義上的遼西地區。西拉木倫河是西遼河的北部源頭，老哈河是西遼河南源，一南一北匯成西遼河。朱延平認為文化區系意義上的遼西區，其地域范圍包括內蒙古東南部、吉林西南部、遼寧西部、河北東北部以及京津地區。這個區域與20世紀80年代蘇秉琦所界定的“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代表的中國北方文化區”相近。我國古文獻《史記》對這一區域的地力田產評價是“賦上上錯，田中中錯”。對此，蘇秉琦解釋說，西遼河流域“重要的不是土質肥沃，而是多種經濟互相補充，造成的繁榮昌盛，才得以發出照亮中華大地的第一道文明曙光”。多種經濟的互補就是指這里既有漁獵經濟又有草原經濟和農耕經濟，特別是農耕經濟與草原經濟的交錯互補生發出了農耕文明與草原游牧文明的互補發展。正是由于這亦農亦牧的混合地帶特征決定了西遼河流域的區域文化價值。

　　西遼河流域所涵蓋的區域范圍極為重要，在史前時期，這一區域關乎中華文明起源，是蘇秉琦所說的滿天星斗時期的中華文明的直根系，也是嚴文明“重瓣花朵”理論的第一層花瓣。這里有8000年前的中華第一龍，也是玉文化起源地之一，生活在紅山牛河梁遺址的先民可以準確觀測北斗七星并掌握了黃道赤道坐標系，可以確立二分二至和四立等四時八節。西遼河流域是理解“中華民族”“中華文明”形成的關鍵區域。這個范圍被費孝通稱作“燕遼文化區”，是費孝通在講述“民族走廊”這個民族學概念時涉及的“東北幾個省”的核心區域。民族走廊即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地帶。西遼河流域歷史上是東胡、匈奴、烏桓、山戎、鮮卑、契丹、蒙古、滿洲等族與漢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廣闊區域，他們建立的“三燕”、遼、金、元、后金、清等政權，是中華文明不可缺少的部分。

　　眾所周知，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作為中華文明的核心區域，一南一北，稻作與粟作，代表了農耕文明的兩種模式，雖然十分重要，但不能涵蓋中華文明的全部特點。中華文明不能被僅僅定義為農耕文明。中華文明應被看作是由山地文明、草原文明、農業文明和海洋文明、漁獵文明等多種次級文明所構成的文明體系。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多種次級文明的融合對中華文明的形成與演進至關重要。西遼河流域既是農耕文明、漁獵文明、草原文明交替演進的文明形態，更是草原文明與農耕文明交錯發展的典型走廊地帶，在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占有極端重要的地位。中華文明正是在多種次級文明的融合過程中產生的，西遼河流域作為民族走廊地區深刻體現了中華文明的這個特征。因此，從地理上看，西遼河流域與長江流域、黃河流域等其他地區相比，具有更為重要的價值。

　　西遼河流域在建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方面最重要的價值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是由其區域位置和歷史文化特點決定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對內要強化樹立“四個與共”“五個認同”理念，對外要從根本上批駁西方錯誤觀點。

　　樹立“四個與共”“五個認同”理念，要把西遼河流域所展現的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講清楚；樹立“四個與共”“五個認同”理念，要把西遼河流域所展現的各民族血脈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經濟相依、情感相親的故事講生動；樹立“四個與共”“五個認同”理念，要把發掘西遼河流域文化資源與國家實施的“新一輪東北振興計劃”及“北疆文化”建設結合起來，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精神動能。

　　近代以來，西方學界出現的“東洋史觀”“新清史觀”“內亞史觀”“征服王朝論”等錯誤觀點的共同特點是將游牧和農耕絕對對立，忽視北方游牧族群與中原漢人的交往交流交融，實現其“去中國化”的目的。而從中國學界來看，從蘇秉琦在八十年代正式提出“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這一重大理論課題以來，學術界對于西遼河流域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歷史學、考古學領域。在民族學領域，西遼河流域相關文化資源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價值至今并未被學界充分重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第二個結合”，還需充分挖掘利用作為民族走廊的西遼河流域相關文化遺產的價值。在博物館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史觀教育、數字文化資源利用、國際傳播等方面，充分重視對西遼河流域相關文化遺產的活化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