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哲（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家治理教研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領這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性技術，具有溢出帶動性很強的“頭雁”效應，加快發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們贏得全球科技競爭主動權的重要戰略抓手，也是推動我國科技跨越發展、產業優化升級、生產力整體躍升的重要戰略資源。政府和企業代表當前社會中兩類最重要的主體，構建以企業為主導的協同創新體系，必須充分發揮好企業主體的作用和政府治理的作用。

　　人類科技進步歷史表明，任何重大的科技進步，最早的萌芽大都來自于個體和企業的創新，而在當代普遍的市場經濟體制中，企業成為最重要的創新主體。從本質上來講，企業由于直接面臨市場競爭和產業一線，最了解前沿技術和市場需求，同時由于企業擁有更為靈活的資源調配、用人和組織制度，能夠及時將最需要的資金、技術和人才與用戶需求結合起來，從而能夠在創新中起到非常巨大的主體作用。據統計，截至2024年底，我國國內發明專利有效量達到475.6萬件，其中企業專利數350.6萬件，占比達到73.7%，主導地位十分顯著。

　　就人工智能本身的研發而言，從國內外的經驗來看，早期原理性的研發更多來自于個人、大學和研究機構。但近年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如AlphaGo、ChatGPT、DeepSeek等都來自企業的創新，根本原因在于人工智能技術研發的前沿性以及本身所需的高資金投入和高人力資本投入。因此，只有一個組織優秀、擁有戰略眼光、能夠投入大量資金，并能夠充分挖掘、協調相關人才，與國際產學界保持充分溝通的企業，才能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研發中產生突破性的成就，并通過后續迅速的市場化，實現良性的資金回流，從而實現持續的發展。

　　強調以企業為主導，不是要弱化政府的作用。相反，任何領域中政府治理都起著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領域，政府治理的作用越來越緊迫和重要。從前沿情況來看，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的迭代速度遠超傳統技術革新，幾乎每年甚至每月都有新的重大進展。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應用所帶來的社會影響越來越廣泛。現有的人工智能技術表現出非常強烈的通用性趨勢，幾乎社會的所有領域都將受到人工智能技術應用的影響，從勞動就業到深度的產業變革、社會變革，甚至政府治理本身，無一例外。而且人工智能越來越顯露出一些重大風險和社會沖擊潛力，例如產業轉型和崗位替代帶來失業問題，大模型本身的開放交互特征帶來隱私泄露，行為主體缺失導致的法律空缺，社會的普遍接入導致社會運轉嚴重依賴人工智能系統等。這些問題都遠非人工智能企業本身所能夠解決的，迫切需要代表公共利益守護者的政府部門的介入。

　　在人工智能發展中，政府需積極引導協調社會資源的投入，包括規劃制定、資金投入、人才培養以及促進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研發的對接，實現市場轉化等。積極制定政策和法律法規，通過法律法規為人工智能的研發設置安全底線，確保人工智能不會大規模沖擊社會運行。更重要的是，要積極促成相應的社會轉型和變遷，引導人類社會從工業文明轉向智能文明，特別是在倫理方面組織研發，以及進一步加強社會保障，如失業救助、社會弱勢群體保障等。

　　正因為政府與企業在人工智能發展中都很重要，因此，在充分尊重企業自主性的前提下，需要加強政府和企業的溝通協作，這也是世界各國發展人工智能的普遍做法。一是對接企業需求，解決好企業發展急需的人才、資金問題，了解企業發展的技術和產品前沿，向企業提出需求并同步做好規劃等配套。二是協調促進企業內部科研倫理體系的構建。國家人工智能類的法律法規主要是兜底，但在研發端，哪些能研發、哪些要慎重，需要企業完善自身的科研倫理體系。三是做好企業與更廣泛的社會主體如公眾、媒體的對接，促進產品應用落地和社會風險防范以及法律法規制定的征詢。

　　總而言之，通過政府治理與企業研發主體更深入的協同合作，一定能把我國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得又快又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發展和治理的主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