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洪源（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一定的基本原理作為理論體系的主要組成部分，對于認識和把握外部世界有著重要作用。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是人們在考察社會基本面貌及發展方向時反復提及并運用的，能夠為此提供可靠的內在依據。然而，在運用這些基本原理解析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一定程度上存在主觀化、片面化、教條化、形式化等錯誤傾向。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對原理的不求甚解、沒有完全理解產生原理的時代以及未能結合同原理相關的具體實際等。由此，回到揭示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辯證關系原理的經典著作，全面梳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通過批判杜林的政治暴力論，包括其所謂的暴力目的說、暴力本原說、暴力危害說，所得出的正面的原理性結論，有助于人們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更好地從事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活動。

　　杜林政治暴力論的謬誤

　　政治暴力論是杜林所標榜的“社會經濟學”的理論基石與邏輯起點。他在《國民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教程》（1873）中基于原則即自然規律對社會歷史的統攝，論述了政治暴力對經濟生活的決定作用。在杜林看來，包括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在內的全部社會生活，都要受到最一般的自然規律的支配。相較于政治生活在人的社會生活中的首要地位，經濟生活是次要的，并且只作為政治生活的一個斷面而存在。因此，只有取消政治國家的干預，尤其是基于暴力的、同奴隸制和雇傭依附關系結合在一起的所有制的干涉，才能在最嚴格意義上找到經濟的自然規律。綜觀杜林的上述觀點，不難發現除卻強調自然規律的先在性，再沒有任何實質的東西。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統治階級的政治暴力非但不干擾既有經濟制度的運行，反而作為工具在時刻維護著它。正如恩格斯所說：“暴力僅僅保護剝削，但是并不造成剝削；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才是他受剝削的基礎，這種關系是通過純經濟的途徑而決不是通過暴力的途徑產生的。”

　　政治暴力在杜林的理論體系中是一個極為獨特的觀念，不僅全部經濟現象都被歸因于此，而且歷史上的一切所有制皆被歸結為“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即人對人的奴役。恩格斯認為，這種暴力目的說是典型的唯心主義，各種奴役與壓迫的事實均可證明，經濟利益方為目的，政治暴力只是達到目的之手段。同樣，將“基于暴力的所有制”直接等同于人對人的奴役，也顛倒了經濟利益和政治暴力的真正關系。從古羅馬的奴隸制到美國的現代奴隸制，皆是在掌握奴隸勞動的必要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的前提下，奴隸主才能使用奴隸。盡管這些超出平均水平的財產亦可依靠暴力掠奪而得，但它們始終要先由勞動生產出來。不止于此，政治暴力更非杜林所說的“本原”和“原罪”。政治暴力之所以取決于經濟力量，是因為暴力的實現須訴諸一定的工具，后者必然依靠經濟力量生產出來。政治暴力也不完全是對社會歷史的危害，其對于歷史發展與社會進步的推動作用的史實比比皆是。“被統治者和被剝削者在任何時代都比統治者和剝削者多得多，所以真正的力量總是在前者的手里，僅僅這一簡單的事實就足以說明整個暴力論的荒謬性。”

　　經濟利益與經濟力量的決定性

　　誠如恩格斯所言：“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體系’涉及非常廣泛的理論領域，這使我不能不跟著他到處跑，并以自己的見解去反駁他的見解。因此消極的批判成了積極的批判。”通過對杜林政治暴力論的批判，恩格斯進一步闡釋了經濟利益對暴力手段的決定作用、經濟力量對暴力工具的支配作用以及政治暴力對經濟發展的反作用，深刻揭示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恩格斯分析說，私有財產的產生可以追溯到原始公社時期，社會生產的發展推動分工的擴大和剩余產品的出現，致使集體勞動逐步過渡到個人勞動，繼而使財產平均分配制走向終結；同時，分工的擴大又使得交換從不同公社之間發展到同一公社內部，加劇了公社各成員的財產不平等，最終導致私有制的產生。簡單的商品生產在瓦解了土地公有制后，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而轉變為資本主義生產。在價值規律的作用下，出現了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競爭，并最終導致雇傭勞動制度的產生。

　　究其實質，資本主義的形成與發展過程本身即為資產階級的歷史，充分昭示出經濟利益從根本上決定著暴力手段，而不是相反。恩格斯指出，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功歸根結底取決于經濟因素，資產者在同封建貴族的斗爭中，主要以因工業發展和商業擴張而不斷增長的經濟權力作為武器，暴力手段則是封建貴族經常使用的。即使在社會革命中訴諸暴力手段，其目的也不在于讓經濟發展適應政治狀況，而在于摒棄一切舊的政治事物，創造同經濟狀況相適應的政治的和法的環境，使之充分發展起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持續突破資本主義統治的政治“外殼”，資產階級就日益成為脫離生產活動的固定收入者，不斷成為社會的多余乃至障礙，并以純粹的經濟方式造就出新的階級即無產階級。當資產階級占有的生產力總和超過其駕馭它們的能力，以致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發生變革甚至滅亡時，任何暴力手段對于挽救它均無濟于事。不僅如此，為了進一步說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恩格斯還專門梳理了歐洲陸海軍武器演化史，以此證實“經濟狀況給暴力提供配備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

　　政治的相對獨立性

　　在強調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同時，恩格斯也肯定了上層建筑的相對獨立性及其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與影響。為此，他從統治階級即統治關系及奴役關系的主要形成路徑入手，系統闡明了政治暴力所具有的歷史作用。一方面，政治統治建立于一定的社會職能的執行之上，并且唯有如此方可維持下去。從歷史上看，雖然原始公社內部成員之間具有社會地位的普遍平等，但個別成員已經開始承擔一些維護公共利益的工作，諸如解決爭端、防止越權、監督用權、舉行儀式等，這些被賦予某種全權的職位構成了國家權力的萌芽。此后，生產力的逐步提高、人口數量的增加以及新的分工的出現，使得不同的公社中形成了各種利益群體及其代表機構。這些機構由于職位的世襲和不同群體間利益沖突的增多而愈發不可或缺，其對于每個公社均為特別的甚至對立的事物，從而更加具有獨立性。于是，執行一定社會職能的“公仆”成為統治階級，這些職能亦相應地轉變為政治統治。換言之，作為政治統治的暴力在一定經濟的、社會的職能基礎上形成后，就具有了相對的獨立性。

　　另一方面，統治階級的形成也有賴于奴隸的出現。恩格斯繼續寫道，在古代社會的歷史前提下進步到構筑于階級對立之上的社會，只能訴諸奴隸制來完成。隨著生產力發展到其創造的產品遠超維持勞動力所需的數量，同時也具有了使用這些勞動力的程度，原始公社及其各種利益群體無法提供多余的可支配的勞動力，過去被殺掉的戰俘等被投入勞動中，奴隸制度和統治階級就由此產生。奴隸制最初的經濟進步是在勞動生產力極其低下的情況下，借助奴隸勞動來發展與提高社會生產。它的形成充分表明，政治暴力是被迫為經濟發展服務的。同理可知，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的諸多對立，都可以從勞動生產力的相對不發展中得到說明。作為“社會運動借以為自己開辟道路并摧毀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歷史上的每次暴力革命的勝利皆是為了解放生產力，并且給革命階級帶來巨大的精神鼓舞。通過暴力革命來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亦是如此，其必然能夠消滅舊的生產關系而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