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文、白佶（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在全球經濟格局深度調整與文明對話范式轉換的背景下，構建中國新時代人文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本質上是破解西方經濟學“現代性困境”、回應中國式現代化深層訴求的理論自覺。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應立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夯實唯物史觀的方法論基礎；深度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人文智慧，重塑經濟學的價值體系，并緊密結合中國經濟實踐，在實踐創新中不斷豐富和完善自主理論范式，使其既具有科學嚴謹性，又蘊含人文關懷。

　　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為指導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揭示了經濟運行的內在規律，確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邏輯，強調經濟活動不僅是物質財富的積累過程，更是人類社會整體進步和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過程。這一理論體系將“現實的人及其社會關系”置于分析框架的核心，從根本上突破了西方經濟學將人異化為“生產要素”的物化邏輯，為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論指引。

　　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始終強調人在經濟活動中的主體性地位。一直以來，西方主流經濟學秉持方法論個人主義原則，將人抽象為脫離社會關系的“理性經濟人”，這種原子化的個體被預設為完全理性、自利且單向度追逐效用最大化的計算器。在此框架下，經濟學研究的焦點被窄化為資源配置，復雜的經濟活動被簡化為個體最優決策的機械疊加，人的社會性、歷史性和階級性被徹底剝離，其本質上是以物的邏輯遮蔽人的主體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了傳統政治經濟學“見物不見人”的根本缺陷，指出“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即處在一定社會歷史條件和關系中的現實的人。他們是實踐和認識活動的承擔者，是社會歷史的主體，其本質并非先驗的理性預設，而“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因此，“經濟學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必須穿透商品、貨幣、資本等“物的外殼”，“從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本身出發”，去考察勞動者如何在具體生產關系中實現自身本質力量的對象化。

　　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高度重視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活動往往圍繞資本增殖展開，生產的最終目的并非滿足人的全面發展，而是實現資本的不斷積累與擴張。這種以資本為中心的經濟框架，使得勞動者被異化為生產體系中的附屬物，勞動本身也變成了被支配、被剝削的異化勞動，經濟發展并未真正服務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而是被資本邏輯所裹挾。相反，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框架下，“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經濟活動不再以資本積累為目的，而是以滿足社會成員的全面需求、促進人的多方面發展為核心，社會資源的配置也不再服從于資本增殖，而是基于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福祉。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以人為本”的觀點，與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所倡導的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具有高度的內在一致性。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原理為指引，不僅是新時代人文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理論基礎，更是新時代經濟學范式創新的必然要求。

　　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人文經濟思想

　　從文明演進的視角來看，任何經濟發展都有對人文歷史底蘊的前置依賴性，只有在前置條件的基礎上，才能進一步考察該經濟形態的獨特性和發展空間。作為現代文明的根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不同歷史時期都包含著強大的生命力，蘊藏著當代治國理政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智慧。深入挖掘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精華，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既是建設現代經濟文明的重要基礎，也是中國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研究所需承擔的文化使命。

　　首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高度重視“養民”“富民”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并強調“民心”“民本”在國家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早在春秋時期，儒家先賢就意識到百姓富足對于國家穩定發展的重要意義，強調國與家、君與民的利益相統一。管子將民富作為維持社會秩序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強調“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孔子認為君富建立在民富的基礎上，提出“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主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尚書》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強調人民是國家的根基，只有百姓安居樂業，國家才能長治久安。荀子則認識到民生問題對促進社會經濟繁榮發展的重要性，指出“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主張對待弱勢群體要“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這些“以民為本、富民安國”的治國理政理念，深刻影響了后世的經濟治理實踐。

　　其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調“義利兼顧”的價值觀，主張經濟活動不僅要追求物質利益的增長，更要遵循道義原則，實現經濟發展與社會倫理的統一。一方面，義利觀將“逐利”視為人的本能需求，肯定合理追求物質利益的正當性。孔子提出，“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孟子強調，“富，人之所欲”“貴，人之所欲”，認為讓老百姓講道德禮義，首先要保證他們的物質利益，滿足他們基本的物質生活需求。故提出“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另一方面，義利觀認為“利”不可偏廢，但必須置于“義”的規范之下，即“義利相兼、以義為先”。荀子指出，“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充分肯定了在富裕基礎上也要重視引導教育。總體來說，“富民厚生、義利兼顧”體現了儒家治國理政、經邦濟世之道，對于構建更加公正、可持續的經濟體系，推動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最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高度關注分配和社會公平。孔子的財政見解不在生產的絕對數量，而在分配的相對公平。他主張社會貧富適度，反對貧富兩極分化，提出“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孔子意識到貧富差距必然會加劇社會矛盾，指出“好勇疾貧，亂也”，唯“貧而樂，富而好禮”才能促進社會穩定。荀子則強調通過“禮”的規范和等級制度來調節社會資源，主張“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關于分配和公平的理念，也為如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兼顧效率與公平，推動社會財富在更廣范圍內合理分配提供了重要啟示。

　　推動新時代人文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實踐的互動統一

　　理論的生命力來源于實踐，任何科學體系的構建都必須立足于具體的社會現實。推動新時代人文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實踐的互動統一，本質上是實現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的動態耦合。要堅持從我國經濟發展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通過對現實問題的獨立思考和對經濟發展規律的深刻理解，探索符合本土發展邏輯的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理論框架，構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和世界影響力的新時代人文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

　　一方面，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探索為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提供了豐厚的土壤。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經濟發展質量不斷提高，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歷史性消除了絕對貧困，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一大步，人民生活得到全方位改善。與此同時，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的全面深化改革向縱深推進，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穩步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更加完善，全國統一大市場加快形成，各類經營主體活力不斷激發，充分釋放了發展內生動力，為統籌效率與公平奠定了強大的物質基礎。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要“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完善收入分配和就業制度，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這為進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指明了方向。在推進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中國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注重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和包容性，強調在發展中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這些實踐不僅為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生動素材，也促使理論研究者思考如何更好地解釋和引導經濟社會發展，以滿足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另一方面，經濟轉型升級呼喚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作為一門將經濟發展與人文精神相結合的學科，新時代人文經濟學只有在回應現實需求、解決現實問題的過程中，才能不斷完善自身的理論體系。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深刻的轉型期，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使數據成為新的生產要素，但如何界定其價值創造方式，如何在“勞動價值論”的框架下合理分配數據要素收益，這些問題迫切需要理論上的突破。再如，“雙碳”目標的提出，使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成為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命題，這要求新時代人文經濟學將自然資本核算納入經濟增長評價體系，重新定義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關系。這些問題都表明，真正有生命力的研究應該根據真實世界不斷變化的事實來創新發展，甚至是推翻已有的一些結論和概念。新時代人文經濟學要有生命力，就必須堅持問題導向，不斷回應中國經濟的現實需求，將基于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特殊性”經驗上升為更具世界意義的“一般性”經濟理論，真正實現理論創新。

　　總之，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時代人文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不是簡單的理論歸納或經驗總結，而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它需要在理論與實踐的交互作用中不斷優化升級，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形成真正具有主體性、原創性和世界影響力的經濟學理論。只有這樣，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才能在回應中國經濟現實需求的同時，為全球經濟理論體系的創新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