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永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生態文明是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方向。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中國無論是在發展理念還是綠色發展實踐上，都處于全球引領地位。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生態文明建設的科學指南。目前，社會上關于生態文明的理解，存在著一些似是而非的認識需要澄清。《習近平生態文明文選》第一卷(以下簡稱《文選》)的出版，對于完整、準確、全面理解和踐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就極其重要。這里重點針對《文選》出版的重大意義談三個方面的認識。一是為什么思想的引領如此重要，《文選》的出版正當其時；二是《文選》是檢驗生態文明認識和實踐的試金石；三是生態文明建設亟須加快自主知識體系構建。

　　一、生態文明作為人類新文明形態需要思想引領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類經歷了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生態文明是工業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要求。”生態文明是人類新文明形態。這種人類文明形態的轉變，需要新思想的引領。目前，關于生態文明的認識存在“三個滯后”,由此帶來一些問題。這些都需要通過系統地理解《文選》原著來解決。

　　一是理論滯后于思想。目前，學術界對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學理化構建明顯滯后。現有關于環境與發展的理論體系，很多都是在傳統工業時代形成并為傳統工業化模式服務的。就正如我們不能用農業文明的思維理解工業文明一樣，我們也無法用傳統工業文明的思維理解生態文明。這就亟須學理上的突破。《文選》關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美好生活等思想，實質上是對工業革命后關于發展的基本問題及其哲學基礎的重新思考，是對發展的底層邏輯的重塑。

　　二是理論滯后于實踐。生態文明的實踐探索源于解決重大現實問題的需求，但目前理論明顯滯后于實踐。傳統發展模式遇到不可持續的困境，必須探索新的實踐模式，實踐探索也就走在理論前面。現在關于發展的標準理論大多是為傳統工業化模式服務的，很難真的以此理解和解釋傳統發展模式帶來的困境，更難引領新的生態文明實踐。尤其是，如何基于中國綠色發展實踐抽象出一般性理論，將其不只是應用于中國，而且應用于全球，就成為國家重大需求。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確立，本身是為了解決傳統發展模式不可持續的中國難題和世界性難題。這也就內在地決定著，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不只是中國的，更是世界的。生態文明理論不僅要實現“兩個結合”,而且“兩個結合”產生的原創性理論更要走向世界。

　　三是部門的政策滯后于實踐的探索。綠色發展代表新質生產力，需要建立相應的新型生產關系，而現在有些政策則是在傳統發展模式下形成。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起了生態文明體制的“四梁八柱”。但是，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現在改革到了攻堅時期，傳統生產關系一定程度上難以滿足新質生產力的要求，需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建立新型生產關系。

　　這三個滯后帶來系列后果：認識的誤區、實踐的偏差、結果的背離。現在社會上關于生態文明的討論非常多，很多實踐也以生態文明之名在進行，但這些是否屬于生態文明，不是以議題或者實踐的標簽是否帶“生態文明”字眼來判定，而是以其能否從根本上解決生態環境危機來判定。這就需要理解生態文明的實質。為什么出現生態危機?危機的根源是什么?如何來解決?

　　就生態文明的研究而言，其是否屬于生態文明的研究，不是以其研究的對象而定，不是說研究環境問題就是在研究生態文明，而是要看其研究范式、理論基礎、方法、結論和政策含義是否符合生態文明的內在要求。如果是用環境與發展相沖突的傳統理論研究環境問題(比如“先污染、后治理”的理論),則就貌似生態文明，實則同生態文明差之千里。

　　因此，關于生態文明的認識，一定要跳出傳統環境與發展的理論框架。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以生態文明之名的研究，更多的是將標準西方經濟學關于環境和發展相互沖突的理論應用于生態環境問題。如果是以傳統的思路來研究環境問題，就很可能得出環境保護阻礙發展的結論和政策含義。這當然就不符合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牢固樹立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理念。”這是為什么生態文明研究所在其主辦的《生態文明研究》發刊詞中提出該期刊要引領研究方向和學術前沿的原因。

　　人類可持續發展正處在一個非常關鍵的十字路口。面對日益嚴峻的全球不可持續發展危機和國內綠色轉型的復雜形勢，生態文明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比任何時候都更加突顯。

　　其一，從全球來看，當前國際形勢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變革，全球可持續發展格局面臨嚴峻挑戰。個別大國將其國內危機歸咎于環境保護、應對氣候變化及全球化等議題，走上了與綠色發展背道而馳的發展道路。這對解決全球可持續危機帶來嚴重負面沖擊。中國則始終堅持綠色發展理念，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國家發展戰略，堅定地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

　　其二，從國內來看，當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正處于關鍵階段，尤其需要深化對生態文明的認識，保持戰略定力。比如，受全球疫情和復雜地緣政治等因素影響，“十四五”期間節能減排目標遇到困難。這是不是意味著“十五五”的目標要降低?回答是否定的。又如，新一輪的國家自主貢獻(NDC)覆蓋未來十年(2025—2035年),而中國的“雙碳”目標要求2030年前碳達峰。這意味著在新一輪NDC周期內中國碳排放要絕對下降。在此之前，因為國家沒有確定2030年前碳達峰的峰值，一些地方就“勇攀碳高峰”,將2030年前當作一個“上高碳項目的最后時間窗口”。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決不能搞‘碳沖鋒’”,“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中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不會放緩”。

　　二、《文選》是檢驗生態文明認識和實踐的試金石

　　加快生態文明建設必須完整、準確、全面理解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實質。《文選》是理解生態文明的權威教材，也是檢驗生態文明認識和實踐的試金石。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從認識到實踐都發生了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的變化。與此同時，受傳統發展理念和當前復雜國內國際形勢的影響，關于生態文明也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認識，亟須通過《文選》來正本清源、撥云見日，加快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實踐。

　　(一)關于生態文明的認識誤區

　　一是一些認識將生態文明建設等同于狹義的生態環境保護。生態文明建設不只是簡單的生態環境保護的問題，而是文明形態的轉變和發展范式的轉變。實際上，中國在1983年就將環境保護作為基本國策；早在1972年就與國際社會同步開始環境保護事業。但是，環境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環保問題。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制定了經濟現代化“三步走”戰略，在制定雄心勃勃的經濟現代化目標的同時，也制定了嚴格的環境保護目標，甚至是嚴格的污染物總量控制目標。但是，隨著工業化的快速推進，環境問題出現全面惡化。問題的根本在哪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生態環境保護的成敗，歸根結底取決于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方式”(《文選》第4頁)。

　　黨的十八大以后，環境保護問題才發生根本性轉變。如果從狹義的生態環境視角理解生態文明建設，或者僅靠生態環境部門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就會非常困難。生態文明建設有兩個維度，即環境和發展。目前，中國在環境保護方面做得非常好，各項制度及其執行都非常嚴格，但是綠色發展這個維度就很難，因為綠色發展是一個系統的發展方式轉型，要將傳統發展模式下環境保護和發展之間的對立關系轉變成相互促進的關系，是一個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

　　二是很多認識沒有跳出傳統工業文明的思維框架，還是試圖用傳統工業文明的思維去理解生態文明和解決生態環境危機。比如，認為只要有新的技術、新的產業升級就能解決生態環境問題。事實并非如此。生態文明需要發展范式的轉變，要推動人類文明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變。

　　如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目前有兩種思路。第一種思路是傳統工業文明的思路，即人類中心主義的思路——人類凌駕于自然之上，將自然當作資源攫取和污染物排放的場所。在地球生態系統破壞后，再不斷地用新的技術去解決問題。這種思路是所謂綠色工業文明的思路，更多的是在原有框架下，冀望依靠技術進步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但是，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無法解決如此復雜的系統性危機；解決工業文明的危機必須依靠發展的底層邏輯和文明形態的轉變。因此，一定要走第二種思路，即生態文明的思路——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讓自然造福人類。人類不是去觸發危機然后再去解決危機，而是不去觸發這個危機。可見，生態文明是一種更高的智慧。

　　三是如果前兩個問題不解決的話，一定會有第三個問題，也就是將環境保護與發展當作對立關系。工業革命以后建立的傳統發展模式，一直將環境和發展當作相互對立的關系。解決環境問題大都是在保護和發展的對立關系中尋找平衡，即權衡保護環境的成本和收益，然后找一個所謂的最優平衡點。標準的經濟學思路就是這么理解和處理環境保護問題的。在這個所謂的最優點或平衡點上，進一步保護環境就變成發展的負擔，然后問題就轉變成這個“負擔”是不是“可負擔得起”的問題。傳統回答就是，只有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才能負擔得起。這就是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思路。

　　這個思路是有問題的，不是生態文明的思路。先不講對環境保護的成本和收益的核算是不是準確，就算準確的話，如果進一步保護環境，實際上會驅動經濟結構跳躍到新的結構。這種“創造性的破壞”過程中，會“從無到有”地出現大量類似“新三樣”的東西，就像新能源汽車替代燃油汽車、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一樣。因此，關于保護和發展之間相互沖突的傳統認識不是生態文明思想，且會誤導實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不是矛盾對立的關系。”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不是沖突的關系，而是可以做到相互促進。

　　(二)環境和發展之間如何相互促進

　　環境保護和發展之間如何形成協調和相互促進的關系?這就涉及一些非常根本的問題，即重新思考發展的基本問題及其哲學基礎，也就是發展的底層邏輯要發生變化，要重構環境和發展之間的關系。我們首先要問為什么發展，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又決定著發展什么內容，以及如何發展。對這些問題的不同回答，就對應著不同的環境與發展關系。

　　首先，人與自然的位置要調整，不是像以前那樣人類凌駕于自然之上，而是將人的活動納入自然框架之下。其次，要重建美好生活的概念。這背后是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問題。中國傳統文化中關于“美好生活”的概念，同西方的“美好生活”概念不一樣；西方的“美好生活”概念，工業革命前后也不一樣，不同國家也不一樣。工業時代西方社會興起的消費主義、物質主義對之前“美好生活”概念的替代，導致“美好生活”概念被商業力量或者資本力量過度操縱，導致發展的目的與手段發生背離。也就是，物質生產力大幅提高，但幸福程度并未同步提高，同時還帶來了嚴重的全球環境不可持續危機。因此，必須從根本上重塑人與自然的關系。

　　理解生態文明必須理解綠色發展的機制。2020年，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大會上宣布“雙碳”目標以后，中國的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車等綠色產業出現爆發式增長。這種嚴格減排措施反而推動經濟增長的現象，是傳統經濟學理論難以預見的。還有，1978年改革開放后中國發生的天翻地覆變化，也是傳統經濟學理論難以預見的。在改革開放初期，國際機構預測今后哪些經濟體會領先時，鮮有機構預測中國會發生如此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是，中國發展奇跡的確發生了。經濟發展背后的機制，是一個“從0到1”的跳躍。因此，一定要跳出傳統的思維框架理解發展機制。黨的十八大以來，正是因為突破了認識論上的困境，不再擔憂環境保護影響經濟發展，中國才采取了更加嚴格的環境保護措施，環境與發展之間的關系才出現根本性變化。

　　三、加快推動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學理化構建

　　加快推動生態文明建設需要理解生態文明的實質。這就需要加快推動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學理化構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核心內容是“十大堅持”。對于“十大堅持”,不光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現在關于生態文明的理解，很多還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果不知其所以然，就會有兩個結果。其一，不可能真的知其然，因為一旦事物的表現形式發生變化，就會變得茫然無措，不知道是不是問題的本質發生了新的變化。其二，不知其所以然，就不可能真正創造性地、舉一反三地探索生態文明的實踐。這是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推動生態文明建設遇到的突出問題。因此，必須加快推動生態文明學科的“三大體系”建設，構建生態文明的中國自主知識體系。

　　一是生態文明學科體系建設。當務之急是要立“戶頭”,明確生態文明研究的一級學科地位。生態文明是一個新興交叉學科。在教育部學科門類下，有一個新的交叉學科門類。生態文明學科也應該在這個門類下。沒有明確的學科，生態文明研究就比較難推動，尤其是在高等院校里面，所有的學術資源都是按照學科來配置的。生態文明研究所要同高等院校一起，共同討論生態文明的學科怎么設置，就其學科體系、知識譜系等形成共識。

　　二是生態文明學術體系建設。這就是要建立新的理論。換言之，不是簡單地把過去標準新古典經濟學應用在生態環境領域，而是從生態環境危機出發，對經濟學的基本問題進行重新反思，包括對其哲學基礎進行重新反思，推動科學范式的轉變。我們現在不僅要有發展范式的轉變，還需要有科學范式的轉變、研究范式的轉變。它會形成關于生態文明新的理論和知識體系。一旦跳出原有的研究范式就會發現，過去很多奉為圭臬的理論可能就不再成立，新的原創性理論就有望出現。因此，用生態文明的范式去重構現有學術體系，就會開辟遠大的學術前途。

　　三是生態文明話語體系建設。學術體系變了之后，政策含義就會發生相應變化。比如說，過去受傳統理論影響，認為環境和發展之間相互沖突，就不敢去大力度推動環境保護。但是，新的理論揭示環境和保護之間可以相互協調和相互促進，則政策含義就完全不一樣。

　　因此，生態文明“三大體系”的建設過程，實質是中國生態文明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過程。生態文明是新的文明形態，而現有知識體系很大程度上是傳統工業時代產生并為其服務的。所謂“自主知識體系”,實質上是蘊含在原創中。如果新的知識是過去傳統文明形態下沒有的，是新的文明形態下的知識，那這個知識就是原創的，原創的東西當然就是“自主的”知識體系。因此，“自主”是原創意義上的自主，不是說別人搞一套知識體系，我們也另搞一套知識體系，而是它同已有知識有傳承，是兼容并蓄的關系。

　　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是對西方中心主義的祛魅過程，也是中國軟實力的標志性概念。過去關于現代化的概念，都是以西方的標準為標準。尤其是部分社會科學領域，包括經濟學領域，過去一度盲目迷信西方的理論。整體看，工業革命后以西方為主建立的現代知識體系，極大地推動了人類文明進步，必須承認其價值與貢獻，但這些知識無法完全解決當今世界面臨的不可持續危機和不公平危機，就像化石能源的知識無法運用在新能源上一樣。解決這一不可持續的全球危機，需要生態文明這一新的文明形態轉變，并相應地構建新的知識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