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慧冬（西北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于永平（西北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專任教師）

　　蒙古族起源問題歷來是史學研究的焦點之一。隨著現代多學科研究的持續深入，“蒙古族源于匈奴”的觀點與日益豐富的實證材料之間存在著難以彌合的裂痕。在厘清“人種”與“民族”這兩大核心概念的基礎上，我們須重新審視匈奴崩解后的人群流向，明晰蒙古族在“東胡—鮮卑—契丹”這一系統主體上，多源融合的生成模式，最終摒棄“單線直源論”，探索一條基于科學證據的歷史敘事重構路徑。

　　核心概念的界定：人種與民族

　　任何嚴謹的討論都必須立足于清晰的概念。因此，嚴格區分“人種”與“民族”是本研究的方法論起點。“人種”本質上是生物學與體質人類學用以分類的概念，主要依據遺傳基因、顱骨形態等體質特征劃分人類群體，以揭示人群間的血緣聯系、遷徙路徑與基因交流史。本文引用的古DNA與頭骨測量數據即屬此范疇，用以幫助我們追溯生物性譜系的傳承脈絡。“民族”則是一個在歷史進程中逐步形成的，兼具文化、政治與社會屬性的共同體；是在特定歷史階段中，由擁有共同語言、地域、經濟生活、文化及心理認同的穩定的人類群體，其形成過程充滿了復雜的歷史偶然性、文化整合、政治建構與社會認同的選擇。可見，一個現代民族在生物學上往往融合了多個人種的祖先成分；反之，具有某種人種背景的古代人群，其后裔也可能參與到多個不同的民族實體中。因此，將生物遺傳上的關聯簡單地等同于民族源流上的直系繼承，在方法論上是一種危險的簡化。本文所探討的“匈奴”“東胡”“蒙古”首先是歷史上的族群政治體或民族集團，而非單純的“人種”單位。

　　對匈奴的再認識：一個多源合流的政治聯盟

　　回顧學術史，匈奴族源的單一起源論已日漸式微。據陳立柱對近三十年來該領域研究的系統評議，學界主流觀點更傾向于認為，戰國末年至秦漢之際，通過軍事征服與政治聯盟等形式，蒙古高原上眾多背景各異的部落被整合形成了聯盟式政治體——匈奴。這種“多源合流”的性質在體質人類學上可以獲得直觀印證：諾顏烏拉匈奴墓葬出土頭骨同時呈現出歐羅巴與蒙古人種的混合特征，反映了其族源構成的復雜性，可能涵蓋了早期“戎”“狄”以及來自北亞、中亞的異質人群。與此相呼應的是史學記載：公元一世紀末匈奴政權崩潰后，其部眾發生了劇烈分化，或南下融入中原，或西遷中亞，其中尤為重要的一支“皆自號鮮卑”，則融入了以東胡后裔為核心的鮮卑聯盟。可見，匈奴作為統一的政治體已不復存在，其人群發生了復雜的多向分流。因此，即便匈奴聯盟中的某些成分（特別是其中的蒙古人種群體）確為后世蒙古族先祖——如鮮卑——的來源之一，但若將“匈奴民族整體斷定為蒙古民族的直系祖先”，則是在方法論上混淆了部分與整體，既缺乏史料支撐，在邏輯上也難以自洽。

　　蒙古族的主體源流：多學科證據鏈的揭示

　　與匈奴“多向分流”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蒙古族的形成過程清晰地呈現出以“東胡—鮮卑—契丹—蒙古”為主線的本土演化序列，且得到了語言學、分子人類學和考古學等領域強有力的證據支持。

　　語言學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線索。東胡后裔諸族（如鮮卑、契丹、室韋）的語言，明確屬于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與后來的古蒙古語存在著清晰的同源關系。例如，鮮卑語中的“兄”為“阿干”，與蒙古語“aqa”相對應；契丹語的核心詞匯也顯示出這種同源性。這種語言上的親緣關系，與目前學界一般認為屬于突厥語系的匈奴語，構成了根本性區別。

　　分子人類學的系列研究為這條主線提供了更為堅實的生物遺傳證據。古基因組學分析顯示，族屬判定為東胡的井溝子遺址的人骨，與后世鮮卑、契丹和蒙古人群之間存在密切的母系遺傳聯系。特別是對吐爾基山遼代契丹貴族遺骸的DNA測序，結果證明契丹貴族與現代蒙古族、達斡爾族等蒙古語人群擁有最近的遺傳關系。這條從“東胡（井溝子）→鮮卑/契丹（吐爾基山）→現代蒙古族”的完整遺傳序列，可以視為蒙古族“本土起源、連續演化”說的關鍵實證。

　　與此同時，考古學也從物質文化層面為這一主線提供了無可辯駁的支撐。西遼河流域從八千年前的興隆洼文化、五六千年前紅山文化到青銅時代的夏家店上層文化（東胡）的考古學文化序列，連同蒙古高原廣泛分布的石板墓文化，從另一個維度實證了蒙古族主體源流的本土性與歷史連續性。

　　由此可見，來自語言學、分子人類學與考古學的三重證據共同構成了一個邏輯嚴密、相互支撐的證據鏈：語言學從文化譜系上確立了蒙古族與東胡系統的主體親緣關系，完成了論證的“定性”；分子人類學則以近乎無可辯駁的基因數據，將這種文化親緣轉化為一條清晰的生物遺傳鏈，實現了從推斷到實證的跨越；而考古學則為此過程提供了時空框架與物質文化背景，證明了其發展的本土性與連續性。三者環環相扣，共同構建起蒙古族起源的“本土起源，連續演化”模式。

　　“單線直源論”的批判：學理與現實的雙重審視

　　“蒙古族直接源于匈奴”這一觀點的根本性錯誤在于，在方法論上混淆了“人種”的生物性貢獻與“民族”的歷史性承繼，將局部基因交流簡單地等同于整體族源傳承；在史實層面上，既忽視了匈奴作為多源部落聯盟的復雜性，也掩蓋了蒙古族以東胡—鮮卑為主體的清晰的生成脈絡。

　　從學理上看，此說屬于對歷史簡單粗糙的解讀，偏離了多學科證據共同支撐的現代學術共識。而其潛在的現實危害則更值得我們警惕：在國際層面，這種單線敘述極易被曲解為“蒙古地區歷史與中國主體無關”的敘事情節，從而為虛構所謂“內蒙古問題”提供歷史話語借口；在國內層面，該觀點若持續存在于教育體系與公眾輿論場，不僅會削弱歷史教育的權威性，更可能擾亂青少年歷史觀的科學性，進而侵蝕國家認同所倚賴的歷史文化基礎。

　　敘事重構的路徑：從學術共識到共同體意識的構建

　　多學科證據已為我們清晰地勾勒出蒙古族以“東胡—鮮卑—契丹”為主干、融合多源的生成模式。這一科學認知為解構“單線直源論”提供了堅實的證據，但學術上的“破”易，而社會共識的“立”則要艱難得多。為夯實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根基，我們必須積極將學術共識轉化為一種能為社會廣泛接受、乃至于內化于心的新歷史敘事。這是一項創造性、長期的系統性工程。

　　首先，敘事重構的核心，在于完成從“證偽”到“立新”的轉變，系統闡述蒙古族的融合生成史。這不僅要求我們明確指出“蒙古族不直接等同于匈奴”，更要正面、系統地講述其主體源流。應強調，蒙古族的形成是蒙古高原本土文化連續發展的結果，其主脈深深植根于東胡—鮮卑—契丹這一譜系。

　　其次，必須通過具體而微的方式打通從學術成果到公眾常識的“最后一公里”。例如，在教育更新層面，建議在中學歷史教材與大學通識課程中，盡快引入基于語言學、古DNA與考古學的民族起源科普模塊，以生動案例，如“從古DNA看契丹貴族與現代蒙古族的學院聯系”，讓多學科證據“現身說法”，幫助青少年構建基于科學的歷史觀。在全媒體傳播與文博展示領域，則可策劃以“基因譜系與文明交融”為主題的大型特展，通過考古出土人骨、契丹貴族奢華隨葬品以及《蒙古秘史》等文獻相互印證，運用可視化技術動態呈現從東胡到蒙古的融合歷程。

　　最終，這一敘事應主動融入國家文化發展的時代主題，實現其內部凝聚認同、外部塑造形象的戰略價值。對內，它能為各民族共享的歷史文化記憶提供無可辯駁的根基，強化“我們遼闊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這一共同體認知。對外，尤其在“一帶一路”倡議與全球文明交流的背景下，可以講述一個“共享的草原”故事：將蒙古高原塑造為自古以來連接中原、中亞乃至歐洲的文明通道與交匯之地，而蒙古族正是這一交流網絡上的重要守護者、共建者與貢獻者。這不僅能為我國的民族政策與國際交往提供深厚的歷史合法性，更能將其轉化為一種具有吸引力和說服力的文化軟實力。